黃花崗烈士紀念會演說詞

陳布雷

題解

1911年4月27日黃興率領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隊員在廣州發動了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後，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遺骸葬於廣州東郊黃花崗，是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黃花崗起義盡管失敗了，但它震動了全國，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來，不到半年，就爆發了武昌起義。陳布雷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曾寫出了多篇激揚民族志氣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過去了，文章對青年諸君提出的要求，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著積極的意義。

諸君！今天我們在這裏舉行黃花崗烈士死義紀念，我知諸君心中必定覺得很沉痛；因為那一次死難的，差不多全是和諸君同樣年齡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覺，更和諸君不同；因為辛亥廣州起事，距今已經有十八年，在諸君看來，是一種悲壯的史跡，在兄弟則是一種差不多目擊而且是並世發生的事實。兄弟回想到那時節，正是和諸君同樣的在求學時代。我們那時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現代青年同樣的熱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於諸君。就因為那時候大多數的同學，受了清廷“獎勵出身”的籠絡政策的麻醉，科舉的余毒還沒有掃凈，上焉者埋頭不問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畢業以後去作官，對於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謔，無所不至。所以我們當時所感到的痛苦，並不是學校當局的壓迫，乃是四周死氣沉沉的冷空氣。

突然間霹靂一聲，有百數青年不自量力的去進攻總督署，這是何等驚人的新聞！而且這許多實行革命的青年，都是從外國大學或專門學校得了高深的知識回來，有學政治、法律的，有學科學或醫學的。他們竟肯拋棄了他們功名利祿的“前程”去做這樣悲壯的犧牲，這在當時的學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時候宣傳這件悲劇最熱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報》。這個報紙是和張靜江、於右任、楊篤生諸先生都有關系的，他們就乘這機會來鼓吹革命，他們很詳盡的載登了舉事和死難的經過，很精細的描寫死難烈士的家庭情形和傳記，很藝術的介紹死難烈士的遺容和遺墨。這一來，真使得“天下震動”，向來寂寞寡情的青年覺悟了，向來懷疑革命的老前輩因憐才觀念而流淚了，向來輕視革命勢力的清廷官僚，震懼得不可名狀了，甚而至於滿洲宗室，也不敢再堅持高壓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張速行立憲了。因此而所謂清廷內閣的意見愈加分裂，昏庸的親貴為之心驚膽落，各處的義士愈加慷慨奮發，結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義，以開中華民國的初基。

所以黃花崗烈士的死難，在事實上沒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實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們景仰先烈，應該認識他們這一種慷慨輕生的精神，和轉移風氣的力量。這一役最使得我們注意的便是：

（一）他們的壯烈。他們那時候出發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難的有七十二人。其間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學生，本是預備回福建去革命的，經過香港，知道廣州大舉，便踴躍的加入。這樣的服從幹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純潔精神，是值得我們追念的。

（二）是他們的犧牲精神。死難烈士中有兩位姓羅的和姓李的，他們本來是受命率領死士去占領軍械局和電報局的，可是在起事前兩天，已經由幹部變更計劃，命他們中止了，但他們仍舊只身加入，力戰而死。

（三）是他們的勇敢。那時候大多數都是文弱的書生，像朱執信先生，便是一個著名極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戰線。

（四）他們情感的真摯。我們從方聲洞、馮超驤、林覺民諸位烈士的訣別老父、愛妻的遺書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認了家人之間的情感，他們在死生呼吸中，訣別家人，或者勉勵妻子善視老親，或者勸慰父母為大義節哀，都是纏綿悱惻可以令人下淚。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談戀愛，圖享樂，有的以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斬絕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黃花崗烈士的榜樣，似乎可以找出一條路徑了。

我上面講的話，是要供青年諸君深思刻省的資料，並不是說要求諸君個個人像烈士般去犧牲生命。生命的犧牲，有時候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現在的革命環境已入一個新時期，青年諸君肩頭要擔負的責任，有比犧牲生命繁重十倍，艱難十倍的。從前革命的對象是反動的威權，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現在革命的對象更復雜，軍閥、帝國主義以外，還有潛伏各處的種種的反動勢力，不覺悟的社會，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國家，都要靠我們拿出精進的力量來奮鬥的。所以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還要不怕難，不憚煩。我們要學從前理學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時時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決死之心，決不能負求生之任；不為求生而決死，即便是無目的地導引民族入於毀滅之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