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恥與禦侮

俞平伯

題解

本文發表在1925年6月22日第32期《語絲》上。俞平伯認為五卅慘案中英日殘殺中國民眾不是中國人之恥辱，“但卻是英國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廣之是人類的恥”。他認為：“禦外須先定內”。針對這一觀點，鄭振鐸曾寫文章批評俞平伯。二人為此寫了好幾篇文章進行爭辯。過了三年，俞平伯為了“存此以見吾拙”，仍將此文收入他的《雜拌兒》裏。

這篇文字曾引起相當的反響與爭論。現在看看，有些話自然是“明日黃花”了，至少在萬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書生論政，本可笑憐，姑存此以見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記

先要提明，雪恥與禦侮是兩件事，不得混為一談。試言雪恥。我們試想恥是什麽？是日本紗廠一案嗎？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嗎？不是。是漢口英界一案嗎？不是。說這些是恥不錯，但卻是美國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廣之，是人類的恥。若我們獨引以為恥，未免賢者之過。殘殺是寇盜的恥辱，而被迫害者則“薄乎雲耳”。

我們竟然不在恥了嗎？不然！我們真羞愧極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國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鏡子？何以遠矚千裏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鯁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遠的，在“五卅”慘案未生以前，上海先發生過不堪的下流事：軍人官僚商賈朋比而販煙土，甚至於公開搶奪，互轟畢命。何以競不聞國民群起而嘩，加以督責糾正制止？這不是我們的羞恥是什麽？這不是我們的羞恥又是什麽？為什麽大家獨不想掀動黃浦江的怒潮洗蕩這班煙販煙鬼？

英人誠哉可惡，日人誠哉可殺，他們殺害咱們的同胞數十人之多。數十人多矣，然視數千數萬人則又如何？頻年內爭，殺人盈野，流離蕩析，而死者山積，此非黃帝之子孫乎？獨非無辜之良民乎？外國人殺害我們罪既不可恕，何以我們自殺就大可容恕乎？愛國之士，給一個圓滿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責在人，我之恥小；自侮之責在我，我之恥大；雪恥務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來之國恥真如山累，而外人之淩辱，乃滄海之一粟耳。再推論之，若我絕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嗎？即使謬然以橫逆相加，我們就會束手待斃嗎？明哲者將知其不然。退一步說，即使我們認內亂外患是同等的國恥了，然雪恥的步驟，必先從定內亂入手，斷斷乎無可疑。語有之：“未有奸人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外交的勝利，以實力為機捩，未可強求；即僥幸偶獲，亦如一現之花，無裨於久遠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內亂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隨地隨時可入，驅不勝驅，防不勝防，幸而驅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體堅強，漫說風寒暑熱無緣侵薄，即感受客邪，驅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論，雪恥當先其大，自侮是恥之大者；就利害論，攻病當先其急，自殘是病之急者。返觀全國，滿目瘡痍，豈僅南京路上幾點血跡？既把數十人的性命看得重於泰山，則數千萬人的性命何得輕於鴻毛？要記住，要猛省，我們如早先自覺，英、日人的槍聲或者會少響幾下的，可惜那時我們都睡著了。長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於泥塗，而晏然以為居天國，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號，自慰藉，則帝國主義者的槍聲或將累累不絕如連珠，又將奈何，又將奈何！

世上決沒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們先以“公理”、“人道”立國，我們先停止自殺，方始有面皮，有力量來防止他人殺我。我們先打倒自國的強盜主義，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國主義。否則總是一死，自殺與被殺又何擇呢？同此沉淪，自溺與被溺又何擇呢？愛國者聞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變自己的偏見。我始終以為國家以建設於正義基石上，而後真可愛。

醒來吧！以外患警惕我們內省的自覺心吧！用黃浦江的怒潮來滌蕩自相魚肉的血腥氣吧！

我決不是說因為有了內亂，外侮是應當忍受，不當抵抗的。然抵抗貴有實力，不是可以意氣用事的。禦侮的法門，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戰。但我們自揣，癱疽似的軍閥兵士們，不全然是冗物嗎？他們配對外一戰嗎？他們的責任心在哪裏？恐怕他們錯認他們的天責是搶劫、強奸、販煙土呢。陸軍既然如此，海軍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飄泊著，南方有錢南行，北方有錢北去，娼妓式的海軍呀！萬一對英、日宣戰，想靠他們維護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鎮，豈非是一場再好沒有的清秋大夢！

宣戰是必敗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猶囂囂然唱和不休。以為唱這高調好聽吧？兵兇戰危，有什麽好聽！想借以嚇退鬼子嗎？只怕未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宣戰是必須平日有準備，臨時起哄，是以國家為孤注了。真的志士們絕不當鬧這種孩子氣，仿佛豎起小拳頭，喊道：“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