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可而為”與“為而不有”主義（第3/4頁）

第二層，我們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罷，是微塵也罷，只要在這微塵生活段片生活裏，認為應該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猶豫。

孔子說：“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是絕對自由的生活。假設一個人常常打算何事應做，何事不應做，他本來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車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見飛機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飛機摔死人，便不敢坐。這類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剝奪自己的自由，自己還可以恢復，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復了。“知不可而為”主義是使人將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無為之打算，自己捆綁自己。

孔子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惑就是明白，不憂就是快活，不懼就是壯健。反過來說，惑也，憂也，懼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於此中，簡直是過監獄的生活。

遇事先計劃成功與失敗，豈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敗，一面做，一面愁，豈不是一世在憂愁之中？遇事先問失敗了怎麽樣，豈不是一世在恐懼之中？

“知不可而為”的人，只知有失敗，或者可以說他們用的字典裏，從沒有成功二字。那麽，還有什麽可惑可憂可懼呢？所以他們常把精神放在安樂的地方。所以一部《論語》，開宗明義便說“不亦樂乎！”，“不亦悅乎！”用白話講，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見他做事是自己喜歡的，並非有何種東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覺胡子已白了，還只管在那裏做。他將人生觀立在“知不可而為”上，所以事事都變成不亦樂乎，不亦悅乎。這種最高尚最圓滿的人生，可以說是從“知不可而為”主義發生出來。我們如果能領會這種見解，即令不可至於樂乎悅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減去許多“惑”“憂”“懼”，將我們的精神放在安安穩穩的地位上。這樣才算有味的生活，這樣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現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說幾句過渡的話。“為而不有”主義與“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以說是一個主義的兩面。“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以說是“破妄返真”，“為而不有”主義可以說是“認真去妄”。“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使世界從煩悶至清涼，“為而不有”主義可使世界從極平淡上顯出燦爛。

“為而不有”這句話，羅素解釋的很好。他說人有兩種沖動：（一）占有沖動；（二）創造沖動。這句話便是提倡人類的創造沖動的。他這些學說諸君諒已熟聞，不必我多講了。

“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觀念作標準，不因為所有觀念始勞動，簡單一句話，便是為勞動而勞動。這話與佛教說的“無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報酬，常把勞動當做利益的交換品，這種交換品只準自己獨有，不許他人同有，這就叫做“為而有”。如求得金錢、名譽，因為“有”，才去“為”。有為一身有者，有為一家有者，有為一國有者。在老子眼中看來，無論為一身有，為一家有，為一國有，都算是為而有，都不是勞動的真目的。人生勞動應該不求報酬，你如果問他：“為什麽而勞動。”他便答道：“不為什麽。”再問：“不為什麽為什麽勞動？”他便老老實實說：“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

老子說：“上人為之而無以為。”韓非子給他解釋得很好：“生於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為報也。”簡單說來，便是無所為而為。既無所為所以只好說“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也可說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

老子還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是說我要幫助人，自己卻更有，不致損減；我要給人，自己卻更多，不致損減。這話也可作“為而不有”的解釋。按實說，老子本來沒存“有”“無”“多”“少”的觀念，不過假定差別相以示常人罷了。

在人類生活中最有勢的便是占有性。據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凡是為人的好像己便無。例如楚漢爭天下，楚若為漢，楚便無；漢若為楚，漢便無；韓信張良幫漢高的忙謀皇帝，他們便無。凡是與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們到磁器鋪子裏買瓶子，一個瓶子，他要四元錢，我們只給他三元半，他如果賣了，豈不是少得五角？豈不是既以與人己便少嗎？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話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來，譬如我今天講給諸君聽，總算與大家了，但我仍舊是有，並沒減少。再如教員天天在堂上給大家講，不特不能減其所有，反可得教學相長的益處。至若彈琴、唱歌給人聽，也並沒損失，且可使彈的唱的更加熟練。文學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盤論，幫助人的雖無實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