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克難精神

錢穆

題解

一個民族歷盡艱險仍能屹立不倒，必然有他的克難精神所在，一種文明於跌宕起伏中仍傳承不輟，也必然有他的克難精神所在。錢穆先生在此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克難精神”就是“義氣”，也就是因為這一股“義氣”歷史上有多少中華兒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正如《正氣歌》所唱“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文章通過“義命之辨”和“義利之辨”號召國人摒除私欲，養“浩然之氣”，共克艱危。

中國文化綿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擁有最悠久的歷史，因此其所經艱難困苦，亦特豐富，遠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養成了中國民族特有的克難精神，常能把它從驚險艱難的環境中救出。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事例，舉不勝舉。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族，中興夏業，可算是中國史上最先的一位克難英雄。此下如春秋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復興衛國，又綿延了它五百年的國運。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滅強吳。稍後到戰國，如燕昭莊用樂毅，復興燕國，卒報齊仇，而齊亦有田單，困守即墨孤城，終亦收復失地。如此之類的歷史實例可稱俯拾即是。但這些尚都在中國民族還未凝成一大統一的國家之前，比較是偏於地方性的小範圍以內事。下到秦始皇創建統一政府，此後中國所經內憂外患，兩千年來，種種驚濤駭浪，更屬艱險，更屬巨大，但中國民族終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歷史中完整依然，屹立無恙，所以說到克難精神，中國民族之偉大表現，就今天而論，可說是舉世無匹。

現在要問的，上文所謂“克難精神”，究竟是那樣一種的精神？換言之，中國人慣常憑借著何種樣的精神來克服諸艱？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主要的是憑仗著一股氣。氣不壯，氣不足，非難亦難；氣壯氣足，難亦非難。舊說稱之為一股氣，新說則稱之為一股精神。我們要克服困難，最重要的還是憑仗這一股氣。人生也只憑仗一口氣，沒有那一口氣，又如何克得難？宋末文天祥國亡被俘，在牢獄中寫了一首《正氣歌》，中間列舉許多歷史人物，全是在極度艱難的處境下發揚正氣，雖然在當時只是大節不移，臨危受命，但天地間只要有正氣流行，自然邪不克正，一切艱難只是由邪惡之氣所鼓蕩，所激成，正氣發揚了，邪氣自然消散。這一種天地正氣，在孟子書裏則稱之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由積義所生，至今在中國社會上還流行著“義氣”二字，我們可以說，義氣便是我們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難精神。

何以說義氣便是克難精神呢？這裏便應該先明白“義”字的界說與內涵。要明白義字的界說和內涵，先該明白得“義、利”之辨和“義、命”之辨。本來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趨利、舍失趨得、舍危趨安、舍死趨生的。但有時卻外面環境不許我們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滿限滿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這一種局面，正是我們之所謂難。最難的在於只見害不見利，只見失不見得，只見危不見安，只見死不見生，使人無可趨避無可抉擇。在此環境下，叫你轉身不得，無路可走。我們一旦過此環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計較與打算，全用不上，那時則只有另作計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擇上用心，因為在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費，於是我們只有另辟一道起，另作別一種的打算，只問我對這事該不該如此做，卻再不去問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這該不該如此做，便是一個“義”的問題。我該如何做即如何做，至於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環境的力量，現在則此種力量壓迫得太緊縮太嚴重了，使我無從努力，無可用心，則只有諉之於命，說這只是一種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慮，這裏便是所謂義、命之辨。義只是盡其在我，只是反身內求，我究竟該如何做，至於做了後的外面影響，我只有置之不問，說這是命，非人力所預。列子書中曾有一篇題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時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問這番力該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國傳統教訓，特別看重“知命”。《論語》二十篇的最後一句，便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願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計較，擱置一旁，專問此事該不該，義不義，如此心歸一線，更沒有多打算，多計較，自然氣壯氣足，外面一切困難，也不覺是困難了。困難的在於謀利而不得利，轉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轉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轉反得危；貪生而不見生，轉反見死，那才是為難的局面。若我能把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邊，不去多理會，專一反身來問這刻的我究該如何，這便是所謂義命之辨，內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見有我不見有外面，只有我沒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無困難可以阻擋，那外面盡多困難，也自然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