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遷台前後（第3/12頁）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為計。一日，師（傅斯年）召集同人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 雖欲再將研究所遷至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維持得以不墜，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願盡其最大努力，妥為介紹安置。”

同人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已受威脅，於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為之盈眶者。

位於南京雞鳴寺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師於是不覺大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年何足惜，當力命以付諸先生之望耳。”

本所遷移之議，於是遂決。4

歷史組青年學者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寫下自己的感受：

史語所連同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珍貴文物搬運上船，由下關出發，駛往台灣，茫茫滄海，碧鷗繞檣翔舞，久久不去。去鄉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於海事，占此絕句：

急遽傳桴滿載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鷗何事隨檣舞，滄滄茫茫去鄉情！5

史語所大部分人已遷台，傅斯年又臨危受命，負責搶運平津地區的一批學人。當時運輸工具十分緊張。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陳蔣介石。蔣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陳雪屏、蔣經國三人共同負責。當時他們商定，要接的學者分四類：各院校館所的行政負責人、因政治關系必須離開者、中研院院士、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史語所秘書那廉君見證此事：

1948年末，北平局勢緊張，孟真（傅斯年）先生那時在南京，千方百計聯絡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學人。他努力的對象包括當時的交通部長俞大維先生，青年部長陳雪屏先生以及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而替他辦事的，卻只有我一個人，因為那時候史語所同仁早已到了台灣……

我跟孟真先生東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國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勞情形除非實際參與其事者，無法加以想象。有時候跑到中午，趕不及回去吃飯，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籠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對坐悶吃，默默無語。一直到最後一批飛機從北平飛到了南京，我們招待這些學人住在史語所的大樓裏面，這才松了一口氣。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錢思亮、陳寅恪、毛子水、英千裏等人，多數是知名學者。6

胡適是蔣介石擬定的搶救名單的第一人，1948年年初，蔣介石專門派大員飛抵北平勸其南下。但胡適以忙著籌備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為由，遲遲不肯動身。此後，蔣介石多次親自打電報催促，最後關頭，胡適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禮堂，胡適出席了北大同學會五十周年校慶大會，會上，胡適失聲痛哭，自責不已。次日的《申報》報道：“胡氏之報告，一再說明渠如一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難。……且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聲淚俱下，與會者幾同聲一哭。……旋復由朱家驊、狄膺致詞後，即至隔室痛飲佳釀，據校友會報告。所儲佳釀共計百斤，但願狂飲，不欲剩余……”7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適與傅斯年相守度歲，置酒對飲，瞻念前途，潸然垂淚。1月5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即致電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負钜艱”。離開南京的那個寒夜，胡適、傅斯年夫婦在前，那廉君隨後，相繼走出史語所的紅門。眾人心事重重默然無語，工友老裴紅著眼圈，對他們說：“等著你們快些回來！”

被列為學人搶救重要人物的史學大家陳寅恪，離開北平後先到上海，後留在廣州，再沒有繼續南下。

“棄暗投明”，是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的公開宣稱。他反對遷台，主張留守南京。1948年11月30日，他參加在京人員談話會時就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12月9日，朱家驊主持臨時院務會議時，陶孟和匯報說，社會所以“全所人員多一票”的結果決定不遷。朱家驊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員不符合規定”為借口，否定陶的意見。陶孟和針鋒相對，批評朱家驊推翻社會所多數人不同意搬遷的決定，是置多數人的意志和權利於不顧。朱家驊下令陶孟和率社會所遷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組織遷桂林，也不作遷上海的準備。陶孟和患有心臟病，單身住在研究所辦公室主持所務，他給所裏工作人員打氣，對大家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