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遷台前後（第2/12頁）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勝敗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驊出面，在南京雞鳴寺一號中研院總辦事處連續召開“在京人員談話會”。中研院總幹事兼物理所所長薩本棟主持會議，在南京的七個研究所的負責人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與會。最後商定了以下幾項緊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華山中研院的數學、化學和物理三個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將裝修房屋的木料改釘木箱以備搬遷之需；二是各所盡快征詢同人意見，眷屬可自行疏散，或於十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盡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區文物、圖書、儀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組封存，再伺機南運；四是搬遷經費，一個月前國民政府實行金圓券改革，提撥了四百萬圓供中研院使用，決定用這筆錢作搬遷經費。隨即，朱家驊以教育部部長之名義，任命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任台灣大學校長。

1948年，中央研究院部分首屆院士合影。

九華山物理所工地，寄托著國民政府建立核科學的夢想。1946年年初，美國宣布將在太平洋比基尼島試爆原子彈，朱家驊派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前往參觀。參觀後轉往美國本土，設法購買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圖書、儀器和設備。趙忠堯曾是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葉企孫的助手，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抗戰中回國，任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趙忠堯作為觀察員在比基尼群島觀摩了美國在太平洋上進行的原子彈試驗後，又到美國的一些核物理實驗室訪問，了解核物理實驗的新進展，並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選舉告一段落後，總幹事兼物理所所長薩本棟急於赴美考察原子能，尋求技術奧援。但不久國民政府江河日下，薩本棟也在1949年1月31日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國的趙忠堯決定不去台灣。其間，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曾發來急電：“望兄來台共事，以防不測。”趙忠堯卻回電說：“我回大陸之意已決！”後來他返回中國大陸，成了中共核彈研究的領軍人物。這是國民黨政權送給新政權的一份厚禮。

1948年秋冬之交，國內戰爭的焦點逼近長江，國民政府機關單位紛紛南遷。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聞院士率家人先行離去。行前，他告別同人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勸他不要走，認為國民黨失去政權只是改朝換代，共產黨來了也同樣要從事科學研究，沒有必要千辛萬苦地離開。其實，他的走是為了去台灣研究熱帶植物，他在台試驗推廣甘蔗的新品種已有數年，被台灣人譽為“甘蔗之神”。

11月，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翁文灝在南京的私宅召開談話會，研究文物去向。與會者有故宮博物院和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驊、傅斯年、李濟、徐森玉、杭立武等人，會議作出了選擇精品文物運台的決議。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後擴大挑選範圍，選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還有中央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和外交部條約档案等。與會者還提出利用此便，將史語所和數學所的圖書、文物和儀器一並遷移到台灣，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銅器、居延漢簡、宋代以來的善本書、明清內閣大庫档案、拓片七萬紙、民間文學逾萬冊和中西文圖書約十五萬冊，裝了兩千多箱。所有物資，分三批陸續運往台灣。12月22日，國民黨海軍首次派出中鼎輪裝載文物起航， 由李濟督運開往台灣，於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運載文物圖書資料的海滬輪起航，9日駛抵基隆港。

核物理學家趙忠堯院士。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得知文物圖書運台的消息後，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圖書》。他說，對於這種搬遷，“我們積極地反對，我們嚴厲地予以斥責。我們主張應該由政府盡速將它運回”，“這些古物與圖書決不是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人民的”。選擇棄暗投明的郭寶鈞，也堅決反對文物運台，他後來在正式出版的考古報告這樣寫道：“……反動派已密謀逃竄，將古物、記錄、正稿、圖版等，皆劫運往台灣……我相信在不遠時期，定能將這批寶貴遺物，重運歸來。”2

在這轉軌易轍之際，史語所人心惶惶。1948年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開了所務會，夏鼐在日記中寫道：“謂院方態度，不阻止也不鼓勵同人及眷屬避難離京。至於遷都問題，須由最高當局決定。又謂萬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為共黨所欲得而甘心者，僅有兩個半，即朱院長、傅本人，至於薩總幹事僅能算半個。故傅雲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黨之手。中研院即在共黨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語所與社會所必須改組，語言及考古尚可仍舊，歷史組必另派一唯物史觀者來主持工作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