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第3/9頁）

法：這個窮神甫是羅馬教會的紅衣主教，是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欽佩的人之一；這個窮神甫，人們想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窮神甫，當他講述刑罰時，使整個巴黎體育館座無虛席。他能喚醒世界各國幾百萬人的良心。我們是否來談一談這位埃爾德先生？

埃：好吧，事情就是如此。我在巴黎時，有人請我介紹真實情況。我回答說：“當然可以。提供情況，尤其是提供像巴西這樣新聞受到檢查，或受政府控制的國家的情況也是一個教士的義務。”我記得一開始就告訴他們我要談酷刑，這是法國人所熟悉的，並使他們醒悟到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犯了罪。我還談到，這些醜事的產生也是由於我們這些基督教徒的軟弱和過分習慣於在政權和政體面前屈服或沉默。我說明在自己的講話中不會有什麽新的東西，因為巴西的政治犯所受到的中世紀式的慘無人道的折磨已不再是個秘密。無可辯駁的文件到處都已發表。後來，我講述了從通電到吊打的種種酷刑。我講述了親自調查過的幾個案例。如一個學生因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落在他頭上，他不得不從一個警察局的窗戶中跳樓自盡。他的名字叫路易斯·德萊德伊羅斯。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我得悉路易斯·德萊德伊羅斯被送進醫院後，立刻與我的一位顧問一起趕到他那裏。我還是見到了他。姑且撇開自殺一事不說，他的狀況實在令人可怕：他們拔掉了他的四個指甲，壓癟了他的睾丸。拔掉指甲和壓癟睾丸算是兩種很普通的刑罰。替他治療的醫生向我作了證實，並對我說：“你到省長那裏去。他是個醫生，告訴他來這裏，讓他看看受刑者的身體。”這正是我要尋找的東西，終於掌握了一個直接的證據。當即我同我的助理主教一起前往省長大樓，作了揭發。後來，我又把我的揭發材料寄給教會各教區、各主教和主教會議。

法：埃爾德先生，有的主教不相信此事，而是站在否認存在酷刑的人一邊，對這樣的人，您做何評價？

埃：您要我對他們做什麽評價？我希望上帝開導他們，使他們能更名副其實地承擔自己的責任。我始終主張教會多元化，但是在代表著教會腐朽一方的人面前，我就不禁要說出喬瓦尼教皇曾對某些人說過的話：“親愛的教士，您知道您是個不折不扣的腐敗的人嗎？上帝的教誨進不了您的耳朵，您知道嗎？”對了，一開始對酷刑有懷疑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說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沒有證據。但是今天仍然懷疑，那就可笑了。這些證據甚至在世界法學家協會的報告中也寫得一清二楚。它們有名有姓，有時間。何況，我們有多少神甫被關在獄中！因為逮捕一個世俗人比逮捕一個神甫更方便，對一個世俗人施刑比對一個神甫施刑更容易，因此神甫在獄中並不占多數，但是為數甚多。如果你能接近他們，那麽他們都是寶貴的見證人。我之所以說“如果”，是因為今天在巴西，人們一旦入獄，就不可能傳遞信息，也不可能同家屬或律師進行接觸。但最糟糕的事還不是這些，而是報界和市民的沉默。報界也罷，市民也罷，他們都不敢談論它，因此似乎人民是同當局一致的，受害者在謊報或誇大事實。我只是希望外國的報紙揭露的醜聞和世界教會的幹預能有助於情況的好轉。

法：埃爾德先生，您在巴黎發表證言後，出了什麽事？

埃：揭露巴西的酷刑被政府當做叛國的行為。在這一問題上，我與政府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分歧。我認為不揭露它才犯有叛國罪。我在離開巴黎時就想：埃爾德先生，咱們看看在你回巴西時會出什麽事。結果什麽事也沒有發生。我順利地通過了警察和海關的檢查，回到家中。對，報紙進行了攻擊，莫名其妙而又滑稽可笑的攻擊。但是我毫不在乎，何況，為了避免痛苦，我很少看報。其實，對我進行威脅是徒勞的。我心裏沒有疑問，我心裏想的都直接流露在嘴上。我現在對您說的話也是我在巡視和布道時對信徒說的話。他們不能使我沉默不言，因為我在行使自己的職責時，只承認教皇的權威。當然，他們禁止我發表廣播講話和電視講話。我不是個幼稚無知的人，我知道他們遲早會剝奪我的公民權。在巴西從不實行投票，也不舉行選舉，因而公民權也是有限的。但大體上來說，我享有一定的自由，他們只不過用威脅來折磨我罷了。

法：什麽樣的威脅？

埃：死的威脅，不是嗎？機槍掃射、炸彈、打電話、寫信給梵蒂岡進行誣告。您應該知道，在巴西這個地方有一個極右派運動，稱為“家庭和安全”。他們早就開始通過這個運動來折磨我。他們走近前往教堂的人問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呢，還是擁護共產主義？”當然，人們說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於是他們就在行人中收集簽名，然後把簽名冊寄給教皇，要求他“驅逐那個共產黨人埃爾德先生”。教皇從未予以理睬，我也如此。但是後來產生了一個地下運動，是巴西的三K黨，稱之為“驅逐共產黨人司令部”，簡稱三C。這個三C組織首先把矛頭指向可疑的共產黨人的家，用機槍向它們掃射，或者扔手榴彈，或在墻上塗寫謾罵的語言。他們就是這樣曾多次地向我致意，其中兩次就在這個家裏。他們用機槍掃射，毀壞了圍墻，還弄臟了教堂的那垛墻：一次是在大主教的府邸，一次是在天主教學會，還有一次在我常去的另一座教堂。每次都留下了三C的署名。但是他們的掃射從來沒有使我受傷，卻擊中了我認識的一名學生的背部。他至今一直癱瘓在床。我的一位合作者，27歲的恩裏克·佩雷拉·內托是累西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在貧民窟布講《福音書》。一天，我們發現他被吊死在一棵樹上，他的身上被子彈打得滿是窟窿。在累西腓，諸如此類的事已不足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