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第3/11頁）

法：您承認要認真對待一個瓦萊裏奧·博爾蓋塞，甚至對待以他為首的獨裁制度是困難的嗎？

南：您的話使我想起了1920—1922年的危機。那時，許多人對我說：“你把那個墨索裏尼看得太認真了！一定是因為你和他一起坐過牢。像他那樣的人怎麽可能掌握政權呢？難道意大利缺乏實行專制的人嗎？”“缺乏人”是什麽意思？並不是需要一種特殊的人物才能成為某種形勢的象征！只要有一個被吹捧的人、被認為無害的狂人、利欲熏心的人就夠了。此外，1920、1921和1922年的墨索裏尼是什麽人呢？他在1919年的選舉中僅僅獲得了4000張選票。這4000張選票是在米蘭這個自從他於1913年擔任《前進報》社長時起就實際上處於他的統治之下的城市獲得的。他那時準備逃往瑞士。他當時認為他更大的可能是到瑞士去，而不是去羅馬組閣。但是他卻去了羅馬，這是我當時所擔心的。因為我知道，生活在病態社會裏的冒險家，甚至“統帥”，是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的。所以，有人微笑著說：“今天的墨索裏尼在哪裏，今天的希特勒在哪裏？”這是無知。要哄擡出一個墨索裏尼或者一個希特勒來並非難事，只要有上百家報紙天天叫喊“他是個偉大的人物”，只要有教皇宣稱“他是上帝安排的人”，哪怕是有一個丘吉爾說“他是第一個體現意大利意志的人”，就足夠了。墨索裏尼就是這樣上台的，難道現在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哄擡出一個已經成為親王和上校，曾經擊沉盟國軍艦的前第十魚雷艇隊司令博爾蓋塞嗎？當然，他的未遂政變顯得有些滑稽，僅僅通過占領齊吉宮[9]和廣播電視台就想占領意大利是不可能的，除非得到政權內部的同謀者，例如軍隊和警察的支持。今天，這樣的政變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並得到國家首腦機關中的同謀者的配合才能實現。我們不要忘記，墨索裏尼正是在接到國王邀請他去奎裏納萊宮的電報以後才動身去上火車的。今天在奎裏納萊宮裏沒有國王，有薩拉蓋特。所以需要分析的不是這一點，而是……

法：參議員南尼，等一等。您正在提出一種可怕的理論。您認為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有相似之處，是這樣嗎？

南：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很明顯，1971年的意大利不是1922年的意大利。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法西斯主義，而現在我們對它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們不準備再次忍受法西斯主義。但是，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也有其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在參議院指出過的：我們在1922年的失敗，並不是出於法西斯的進攻，而是由於政治領導階層內部的軟弱，由於政治家們相互嫉妒、猜疑、觀望並發展成分歧。當時誰也不相信存在著威脅，大家都在觀望。喬利蒂[10]在法國維希觀望和等待，不知道他在想什麽，也許在想克倫威爾的可怕的名言：“事情只有在惡化以後才有好轉的希望。”今天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持有這種觀點？難道不可能有一天早晨，當他們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了嗎？我們不要忘記，1967年的那個晚上，雅典人帶著人民群眾在遊行中歡呼老帕潘德裏歐[11]的美好回憶睡去，而第二天，當他們醒來時，上校們已經掌握了政權。[12]

法：但是，參議員南尼，意大利不是希臘，在意大利左派力量很強。

南：我們在1920年也是強大的。但是這還不夠，必須使國家、政府和議會發揮作用，從而阻止某些事情的發生，不能總是拖延，拖延，拖延。我們近年來對這種做法的讓步太多了。我多年來一直提醒人們要對相互嫉妒和猜疑、辦事拖拉和行為卑鄙提高警惕，並反復說明，對法西斯上台的危險，誇大一點總比警惕不足要好。人們不聽我的話。在1964年夏天，就幾乎沒有人聽，共產黨人甚至認為我的揭發是“捕風捉影”，是“掩蓋中左政府失職的遁詞”。但我揭發的都是事實，想想我們後來了解到的關於“武裝力量情報局”和一些軍事司令部的情況就足以說明問題。總而言之，要問為什麽佛朗哥·西喬之流能夠在雷焦卡拉布裏亞起到馬薩涅洛的作用？為什麽在拉奎拉沒有政黨出現？當然那是市一級的暴動。但是，他們襲擊的目標是左派政黨的黨部和市政府，不是意大利社會運動的黨部。所以我說要對其進行分析的不是瓦萊裏奧·博爾蓋塞本人，而是為什麽瓦萊裏奧·博爾蓋塞相信通過襲擊齊吉宮和廣播電視台可以把政變搞成功，並得到國家的感激。

法：有答案嗎？

南：當然有！這次也與1922年一樣，法西斯分子指望得到右派——傳統的右派，一貫的右派，在選舉中得票甚少但擁有經濟實力的右派，在國家行政機構和軍隊裏有基礎的右派，企圖吸收天民黨中溫和派分子的右派，企圖重新建立已經日落西山的資產階級秩序的右派——的幫助。右派則利用法西斯分子進行挑釁。因為他們需要混亂，也就是制造恐怖。混亂總是對民主的敵人有利，甚至也對共產黨有利，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自命為法律、秩序的衛道士。所以，我們應該想一想是否對右派有利。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家在閹割改革的實質時所不能理解的一點，這就是議會外小團體的青年們所不能理解的一點，他們的暴力助長了反動派和意大利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