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第2/11頁）

大家都知道，采訪彼得羅·南尼很不容易。他本人就是記者，在他看來，與其讓別人采訪他，不如自己采訪自己，自己寫文章。這樣他可以斟酌每一個句子、每一個形容詞、每一個逗點，哪怕是隨後全部勾掉，從頭開始。他對自己寫的東西從來不滿意。在他擔任《前進報》社長時，他一寫好稿子就強迫自己馬上把稿子送到排字房去，以免在最後的時刻又作修改。據此，我們可以設想，他對談話錄音能滿意嗎？“我不喜歡您那部錄音機，它很危險。”如果你像我一樣分幾次去采訪他，從第二次開始，每次見面時他就總要拿出一大堆字跡潦草的字條，要求對上一次的談話作修改或補充，或者提出必須引起注意的地方。他伸出布滿皺紋的食指指著，念給你聽，與上次的談話對照，這無疑是一種新提法，是經過核實並加以提煉的說法。與其說是念條子，還不如說是給你口授文章。但是口授完以後，他又要沒完沒了地補充修改。“去掉那個‘我’字，總是‘我’、‘我’、‘我’，這樣不好。去掉那個‘他們’，換上‘我們’。把我自己同樣有責任的過失推給別人，這樣不好。”你真想發火，但卻被他感動了：真是個正直的人啊！多麽忠厚的教授，多麽寬宏大量的教授啊！他在評價別人時唯恐傷害他們。他不喜歡丘吉爾，這本來也無可非議，因為丘吉爾目空一切，但他請我不要對丘吉爾品頭論足。他說：“歸根結底，要是沒有他，今天我們就不可能在這裏談話。”他會見過丘吉爾、斯大林、戴高樂、毛澤東、赫魯曉夫、肯尼迪、尼克松、葛蘭西[4]、屠拉梯[5]、馬拉泰斯塔[6]和英國的伊麗莎白，而且不是一面之交。他常說：“記得毛澤東對我說過……記得戴高樂對我說過……”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但有一次卻不得不登上瑪格麗特公主殿下的金色四輪馬車。提起這事他就說：“算了吧，別對我提這件事。”在一次正式宴會上，他被安排在希臘大使旁邊，他氣憤地換了個座位，說：“難以容忍，令人痛心，我感到惡心！”聽他講話是一種樂趣，如同得到獎賞；但聽後要把它寫下來則是一種折磨，如同遭到懲罰。

因此，當整理這次采訪記錄時，我遇到了良心的問題：是按我的方式還是按他的方式整理？是把他在修改前告訴我的全部寫下來，還是只按他非常謹慎的要求來報道？我尊敬他，同時又要對自己的工作負責任，這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小事。這個問題折磨了我好幾天，有時我決定按他的要求去做，有時我又決定不聽他那一套。最後我找到了一種折中的方法，也就是說，按我認為正確的方式整理，同時也接受他的某些意見。

這件事成功了。南尼讀了報紙後對我說，我既沒有歪曲他的思想，也沒有背叛他本人。從此，在我們之間開始了使我感到自豪的友誼。這對我是莫大的寬慰，正如他的女兒維多利亞在奧斯維辛犧牲時的心情一樣，因為她的父親沒有遭到背叛。有許多人背叛了他，而且這樣的人很多，包括那些要選他當共和國總統的人，實際上是想借此使他光榮地退休。他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好的總統，他坐在奎裏納萊宮[7]中會給我們做許多好事。但首先是他的朋友，其次是他的敵人，都沒有允許他這樣做，沒有允許我們這樣做。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阿瑟·施萊辛格在接見《歐洲人》周刊記者時談起意大利人，他說：“要是你們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們自己，那麽誰能理解你們呢？”參議員南尼，我是來請您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己和意大利今天發生的事件的。我知道，您是有名的悲觀主義者。但是……

彼得羅·南尼（以下簡稱“南”）：不對，我只有在估計當前的情況時才是個悲觀主義者。例如您問我今天晚上將發生什麽事情，我將回答您說大概會發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如果您問我在將來的若幹年裏將發生什麽事情，那麽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相信人，相信人們的進取精神；因為我把人看做是任何事情的出發點和歸宿；因為我確信人總是決定的因素，只有改變人才能改變社會。我在65年的政治鬥爭中，一直把自己當做一個普通人努力自我改進，也幫助戰友們自我改進，這一直是我的工作。只要理解了人，這不是不可能的。施萊辛格對意大利的評價是隨便說的。實際上，意大利人不比別的人更難以理解，也不比別的人壞，只是不善於合理安排自己的集體生活，不認真對待某些威脅。瓦萊裏奧·博爾蓋塞[8]的未遂政變就是一個例子。很明顯，危險並不在於瓦萊裏奧·博爾蓋塞本身，而在於民主國家的解體。我們的所作所為助長了民主國家的解體，以致在遇到類似瓦萊裏奧·博爾蓋塞這樣的事件時就手足無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