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爾達·梅厄（第3/15頁）

果爾達於1898年生在基輔，她的姓名叫果爾達·馬鮑維奇。她在美國的密爾沃基長大，並於1917年在那裏同莫裏斯·邁爾森結婚。1918年他們移居巴勒斯坦。梅厄這個姓是本-古裏安[3]強加於她的，因為它聽起來更像猶太人。她是在斯大林時代任以色列駐莫斯科大使後才步步高升的。她每天至少要抽60支煙，主要的食品是咖啡。她每天工作18小時。她即使當總理時，每月的收入也少得可憐，只有24萬裏拉[4]。對這些我不再加以評述，我不準備在這裏尋找關於她的傳奇式的秘密。下面由訪問記本身來作說明。這個訪問記我是按照同她幾次會見的順序寫的，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也許英語是她最熟悉的語言，我們也是用英語進行交談的。

當然，警方始終沒法查明錄音帶失竊的秘密。或者，他們已經查明，而有意不通知我。但是卻出現了一個線索，出現了一個很快變得比線索更重要的事實，在這裏值得說說。這也是為了使人們對當權者有進一步的認識。

幾乎在要求采訪果爾達·梅厄的同時，我也向卡紮菲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他通過利比亞情報部的一位高級官員通知我，他準備接受我的要求。但是在錄音帶失竊後幾天，他突然召見一家與《歐洲人》相競爭的周刊的記者。那位記者急忙趕到的黎波裏。多麽湊巧啊，卡紮菲對他說的話就像在回答梅厄對我的談話。不用說，這個可憐的記者並不了解內幕，而我心裏卻很明白。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問題：卡紮菲先生為什麽能夠對從來沒有公布過的事情，而且是除了我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的事情作出回答？是卡紮菲先生聽過我的錄音帶了？或者，說明白點，正是他派人到我這裏來偷走錄音帶的？因此，我馬上想起了一件事情。失竊後的第二天，我曾進行過一次“偵察”，悄悄地到發生這件倒黴事情的旅館的垃圾箱裏去搜尋。盡管旅館裏的人發誓說，那裏已有好多天沒住過阿拉伯人，我卻在垃圾箱裏發現了一張用阿拉伯文寫的紙條。我把紙條和我的疑問一起交給了政治警察。

這就是事情的全部過程。後來，卡紮菲一直沒踐約接受我的采訪。他沒有召我去的黎波裏，以便消除我至今仍覺得有理由產生的那種有損於他的名譽的懷疑。卡紮菲既然可以對意大利新聞界如此關心，以至於厚顏無恥地要求解雇都靈的一位記者，那他為什麽不可以如此不要臉，以至於派人去羅馬的一家旅館偷竊我的錄音帶呢？

果爾達·梅厄（以下簡稱“梅”）：早上好，親愛的，早上好。我正在閱讀您寫的關於戰爭的書。我在想，婦女對待戰爭真的與男人不一樣嗎……我說不。近年來在戰爭的沖突中，我曾多次感到有必要作出一些決定：比如把我們的士兵派往那些使他們一去即不復返的地方，或者讓他們去參與那些需要雙方付出許多生命的行動。為此我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仍然像男人那樣發出了命令。而且，當我現在追溯往事時，我不能肯定自己比男人忍受了更大的痛苦。在我的男性同行中，有些人表現出他受的傷比我大得多。噢，這並不意味著我受的傷微乎其微！但是它對我沒有產生影響，沒有，沒有妨礙我作出決定……戰爭是一件大蠢事。我相信總有一天一切戰爭都會結束。我相信總有一天當孩子們在學校裏讀到人類戰爭的歷史時會感到荒唐，感到吃驚，會像我們今天對吃人的習慣感到反感一樣。吃人的習慣也曾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被人們作為正常的事情接受，而今天，真正吃人肉的事情再也沒有了。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梅厄夫人，我很高興您首先談到了這個話題，因為我正希望從這裏談起。梅厄夫人，中東和平什麽時候才能實現？這樣的和平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能見到嗎？

梅：我想您能見到。也許……我是肯定見不到了。我認為中東戰爭還要延續許多許多年。我告訴您為什麽。這是因為阿拉伯的領導人不在乎讓自己的人去送死，因為他們不把人的生命放在眼裏，因為阿拉伯人沒有能力起來造反，沒有能力說“我們已經忍受夠了”。您記得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指責斯大林的罪行時發生的事情嗎？在大廳的後面發出了一個聲音，問道：“赫魯曉夫同志，那個時候你在哪裏？”赫魯曉夫仔細地去尋找講話人的面孔，但是沒有找到。他問道：“誰講話了？”沒有人回答。“誰講話了？”赫魯曉夫又問了一遍。還是沒有人回答。於是赫魯曉夫大聲說道：“同志，當時我就在你現在所在的地方。”是的，阿拉伯人民就在赫魯曉夫當時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在那個指責赫魯曉夫但沒有勇氣露出自己面孔的人所在的地方。與阿拉伯人和解只能通過他們的進化過程——包括實現民主的過程在內——才能實現。但是在我的視線所及之處，卻沒有一點民主的影子。我見到的只是專制集團。獨裁者不必向他的人民解釋為什麽沒有為他們帶來和平，甚至不必為士兵的死作解釋。有誰知道在最近兩次戰爭中死了多少埃及士兵？只是死者們的母親、妻子、親戚沒有見到他們回來。那些領導人甚至不想去知道他們被埋葬在哪裏，是否被埋葬了。而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