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紹（第2/13頁）

他一面津津有味地甚至狼吞虎咽地吃著，一面向我講述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歷史、戎馬生涯和參加反吳庭艷[1]的政變的歷史，吳庭艷的名字使他產生了一絲意想不到的憂傷。“他們曾向我保證不殺害他。於是我回答他們說：‘好吧，在他免遭殺害的情況下我將參加。’然而那些白癡，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和瘋子卻殺害了他。此事刺傷了我，痛苦至今猶留在我的腦海中和我的內心。每逢他的忌辰，我總要請人在我的小教堂裏為他做彌撒。我總是為他和他的亡靈祈禱。”他似乎是個誠實的人，他身上沒有暴露出他那魔鬼般的狡詐的任何痕跡，而正是由於那狡詐，他至今仍是一個暴君，受到一支一百萬士兵組成的軍隊和一支四處進行屠殺的警察隊伍的保護。甚至在不知不覺中，你會驚訝地自問他是否真像人們所傳說的那樣卑鄙。你甚至會想，也許他是因為炸彈落在河內的土地上而悶悶不樂，他的興高采烈不過是裝模作樣，旨在掩飾他的農民出身的靦腆。他用“權力不能被瓜分”、“這裏我是頭頭”這樣的言詞向你進攻，也許不是因為他傲慢，而只是因為他害怕得不到別人的正視。奇怪的，也許是荒謬的，甚至是幼稚的是，盡管你知道他是個陰沉可怕的獨裁者，盡管你知道南越的監獄裏關滿了越共遊擊隊員，盡管你現在和過去都始終憎惡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權、無知、腐化、對強者唯命是從、營私舞弊，盡管你甚至對他懷著滿腔怒火，但最終你將會對他懷有人類的某種同情心。他看來是如此渺小，如此茫然，如此孤獨。他似乎恰好象征著一個受壓迫、受剝削和受欺侮的國家，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著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擺布，受基辛格博士的全球戰略和他同中國與俄國跳的小步舞曲的擺布，受反復無常者的犬儒哲學的擺布。某一天，這個反復無常的人唆使他說：“你應該向共產黨人開戰！共產黨人是壞人！你應該殺死他們！”可是第二天，這個人卻質問他說：“你為什麽向共產黨人開戰？共產黨人不是壞人！不應該殺死他們，明白了嗎？請你在此簽字，請你抽一支雪茄，別抽煙鬥。美國歷屆總統都抽雪茄。”他起來反抗，因為他發現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也許發現自己從未有過朋友，只有主子。現在他在尋求朋友，盡管同一位素不相識，又明知不是自己朋友的外國女記者只有一個小時或一個上午的會見。“噢！小姐，有時我覺得除了祈禱上帝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做。小姐！”

一個歐洲人在早晨8點喝魚湯，會感到多麽的別扭。在這種情況下吃完早餐後，他彬彬有禮地問我是否願意在他的辦公室裏繼續采訪：也許攝影記者更願意用其他的背景拍攝照片。於是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在那裏一直談到中午12點半。我們幾乎一直用他學過的語言法語交談。只有當他想更好地澄清某一思想，極度渴望說明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想得到某個人的理解時，才用英語重復他所說的話。但是他的英語並不熟練，於是他請黃德芽幫助他翻譯。他淚水盈眶，有時因強忍嗚咽而失聲，因憤怒、痛苦和激動而顫抖，也出於尊嚴而顫抖。“我曾對美國先生們說過，美國先生們，我確實沒有任何東西可出賣給俄國和中國！對我來說，這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是活呢還是死！”總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悲劇中有著某種尊嚴感。難道我們對他的了解是正確的嗎？難道他不再是我們過去想象中的美國人的可笑傀儡嗎？既然開脫任何一個人，包括開脫的是一個壞人，都是一項善舉，那麽我樂意向他表示諒解和一定的敬意。

我當時的判斷錯了嗎？現在我正擔心我當時的判斷是錯了。事實上，幾乎每當我向一位有權勢的人表示理解和敬意以後，每當我開脫，即使部分地開脫一個臭名昭著的無賴以後，我總是痛苦地後悔莫及。盡管阮文紹品頭論足地說了不少話，但他還是很快地簽署了基辛格想要簽署的文件。簽署文件之後，他的監獄依然人滿為患，他拒絕舉行自己先前承諾的選舉，從來沒有同越共遊擊隊進行過談判。當西貢行將陷落時，他像個膽小鬼，甚至像個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他到了倫敦避難，那裏存放著他從人民手中掠奪來的錢財。“在這裏我是頭頭。”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總統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國人之間與其說存在著友誼，不如說存在著敵意，這已經不再是個秘密了。10月，您拒絕基辛格所接受的協議時采取了強硬的態度；聖誕節期間，您在接見黑格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