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政府”政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實施(第2/3頁)

[53]在1943年訪問莫斯科期間,貝奈斯與蘇聯領導人詳細討論了邊界問題、移民問題、對外政策問題,以及戰後雙方的經濟和軍事合作問題。12月12日,《捷蘇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在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順利簽訂。貝奈斯對此十分滿意。接著,貝奈斯還會晤了捷共國外局的代表,進一步討論與紅軍進行軍事合作,以及戰後的國家制度問題。後來擔任總書記的哥特瓦爾德向貝奈斯轉達了共產黨關於領導國內民族解放鬥爭和戰後政策基本原則的建議。共產黨人認為戰後組建民族陣線是適宜的,希望解放後的共和國對內以“真正”的民主為基礎,對外同蘇聯建立穩固的友誼。共產黨人還聲明,將努力通過“民主方式,在廣大人民的積極參與下”逐步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54]在蘇聯推行的“聯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確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於貝奈斯明顯而真誠的友好立場,莫斯科非常滿意,並以此作為典範。1944年1月11日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報告中論證說:由於親蘇情緒和蘇捷條約的存在,“組建一個強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對蘇聯是有益的”,“應該把它視為我們在中歐和東南歐擴大影響的前哨”。[55]

波蘭對於蘇聯來說“生死攸關”,正如斯大林與丘吉爾爭論時所說,是否能夠控制波蘭,對英國只是國家榮譽問題,對蘇聯則是國家安全問題。[56]所以,斯大林才親自張羅成立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並以此作為未來國家政權的基礎。[57]但是,這絲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蘭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給波蘭共產黨國內領導人芬德爾的密電中,身為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蘭現階段,“確立工人和農民政權”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鬥爭的基本口號應該是“確立人民民主政權”。[58]在翌年4月28日與美籍波蘭人奧爾列曼斯基談話時,斯大林也說,“蘇聯政府絲毫無意幹涉波蘭的內部事務”,“波蘭將存在什麽樣的制度,不論是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這是波蘭人自己的事”。蘇聯人只是希望未來的波蘭政府“能理解並且珍惜與它東邊鄰國的良好關系”。[59]盡管在雅爾塔會議期間,圍繞波蘭政府的組成問題斯大林與丘吉爾進行了激烈爭論,但最後還是達成協議,蘇聯同意吸收流亡倫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參加政府。會議公報稱,應在廣泛的基礎上對盧布林臨時政府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60]

此後,共產黨和社會黨始終掌握著政權,但是作為反對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農民黨的影響也很大,並在英國的支持下,與執政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為此,共產黨和社會黨都感到一種政治危機,共產黨甚至主張把米科拉伊奇克從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對波蘭緊張的政治形勢,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與波蘭總統貝魯特(共產黨)、總理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社會黨)舉行了會談。在詳細聽取匯報後,斯大林回答了波蘭人提出的問題。關於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斯大林雖然認為波蘭的安全機關還很薄弱,但明確指出:“波蘭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裏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目前波蘭,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們不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而接近社會主義”,因此“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於如何對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農民黨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動派陣線”,而“波蘭的民主陣營沒有反對派也不行,這個陣營需要合法的、聽話的反對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評政府但不從事推翻政府活動的那種反對派,這樣的反對派對波蘭的民主陣營是有利的”。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同反對派“達成協議”。“在未來的議會中,應該提出給米科拉伊奇克的黨25%的席位,給科瓦利斯基的黨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絕合作,“當然有必要采取鎮壓措施,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從肉體上消滅他的黨的成員,因為這個黨是合法的”,而“應該從政治上孤立”他們。斯大林最後指出,“不能不認真對待這些事情。讓米科拉伊奇克進入政府是簽訂過協議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動派就有了反對波蘭民主的新理由。”[61]

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匈牙利共產黨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從莫斯科回國的200名黨員,匈共黨員總數不過2500人。[62]因此,當蘇聯紅軍推進到匈牙利境內時,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來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產黨)代表團指出,“蘇聯政府準備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機構的想法,其首腦由在坐的匈牙利代表團成員和將軍提名”。代表團成員對蘇聯極其友好和尊重的態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滿意,但為了讓弱小的匈共在未來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還是一再強調,匈牙利政府“應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並吸收所有政黨、所有政治派別的代表參加”,又小心謹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許他們參加組建的機構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