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第3/7頁）
燃火藥自爆身死。文載聯邦德國《遠東雜志》（Orient Extremus）。從大歷史的觀點看,則方從哲、楊鎬當年喪師折將,有其背後政治、經濟、社會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情形極相似。是以痛責琦善、耆英及道光帝,於事無補,即咒罵光緒帝、李鴻章、丁汝昌也只能與咒罵鄭貴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長隧道內的觀感。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即這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後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系的影響。在這方面,我曾和英國的漢學家李約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闡述。現在我仍在做個別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點,則系歷史上有長期性的重要發展,牽涉很多事物的時候,很難是少數人的賢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側面,即我們自己還沒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後話。現在即從明朝末年,貫穿有清268年到民國初年,也可以從潛水艇夾肉面包的基點看到：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系著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靠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機構（infrastructure）更為脫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後,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因為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區裏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結束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這不是說整個一個世紀所有的人物,毫無賢愚得失,只是他們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歷史發展的程序。大歷史的著眼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要不是有這些積極的因素,中國1980年間也仍會和1910年間一樣,不可能生存至今。我這樣解釋歷史,超過黨派的分別,也超過國際的界限,即對重洋遠隔的師長同學,以及在內戰期間喪生的亡友靈前,才都講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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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小時候讀歷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得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系。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我們今日一提到這問題,首先還沒有把問題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質問,作者是否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可是最近根據法國歷史學家鮑德爾（FernandBraudel）考證,“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還是19世紀後期的產物,而僅在20世紀內廣泛使用。馬克思雖稱“資本家”（capitalists）及“資本家的時代”（capitalist era）,並未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今日我們公認為最先的資本主義思想家,實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資本主義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國初年即在中國行銷。而他在18世紀著書時僅稱商業的管制辦法優勝於農業的管制辦法。在研究大歷史的立場,這種分析方法最能表現每個國家先後發展的程序。也才不會用抽象的道德觀念,抹殺了實際上技術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國主張實事求是,我覺得更應當收集未曾被濫用的資料,將歷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這樣看來,以“資本主義”形態在歐洲作先鋒者,實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驍首則為威尼斯。這城市在大陸所占有的農業地區經濟力量有限,而市內堿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聖羅馬帝國（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奧）爭權,兩不相讓之間,取得獨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則是地方小,內部組織簡單。13世紀之後,其全部國家有如一個大城市,也如一個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為商法,所以也不顧天主教的教義,建設海軍,竭力經商,為歐洲最先進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