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第2/7頁）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謂“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現在我雖作這種論調,仍是個人見解,不足代表美國時下的趨向。以這種見解看中國,更要胸襟開闊才能容納。所以我一方面堅信美國立國精神有偉大的正義感,只待將兩者之間的差別解釋明白,很多誤會即會冰釋。另一方面在中國發表文章,尤其要強調道德非萬能。大歷史的觀點,亦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於將道德放在什麽地方,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容我漸次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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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戰第二年,即輟學從軍。所從的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軍校,畢業後在駐雲南邊境的國軍十四師當過排長。後來也去過駐印軍,在鄭洞國將軍麾下當過參謀,曾隨此公由緬甸前線去上海而入東北。也目擊杜聿明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我自己沒有卷入內戰,實系僥幸,乃因在東北三個月即被送來美國入陸軍參謀大學。以後在東京駐日代表團隨朱世明將軍解職而退伍。可是在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時代又認識了當日很多左傾名流,如作國歌的田漢先生壽昌,在我則為田伯伯。他曾告訴我年輕時無數吃苦奮鬥的經過。他的長子田海男,在我則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師服務,也同去過日軍占領的越北作過斥候,也同在駐印軍工作。我也和他有過一度的競爭,所爭的不是黨派問題,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線作觀察員的機會。事載1944年6月12日重慶《大公報》。也真料不到,他抗戰一結束,即自動加入人民解放軍,對裝甲兵及炮兵的訓練作過實質上的貢獻,又去過朝鮮前線。而當日同我們一同起居辦報的廖沫沙兄,則為日後三家村碩果僅存的元老。在武漢時代範長江兄則是無黨無派,任《大公報》記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時從軍,部隊被打散。他曾親自告訴我,一時貧病交迫,跳水自殺,被救後改名長江。曾幾何時,他又做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以後在文革期間,在確山身故。這些事情今日回顧有如夢寐。

因為我有了這些經驗,開始立場就復雜,乃不能對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觀點雷同。況且二次來美後,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棧作小工。整日勞動後退居鬥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深感風卷雲消後,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學歷史已有探詢人生意義的趨向。這還不過是初步。以後更結識了諸多的名流,遍閱諸家著作,泛遊各地。受過被裁失業、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的景況,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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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99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萬歷十五年》已經初步采取這種作法。所以敘事不妨細致,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例如鄭貴妃是否掩袖工讒,她到底是否國家妖孽,和今人的關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這些地方做文章,可見他們道德的觀念過於窄狹,技術無法開展。我的書也已給歐美學生作教本,那些教師,當然不會在考試時要求學生在試卷上說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並非鄭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們從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應該在讀我書時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萬歷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去鴉片戰爭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如我們今日讀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國人眼裏的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