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5章 十二願（第2/5頁）

而本來的歷史上，直到明末遼東也未建立起文官政府、樹立起有別於江南的士林勢力，皇帝無法從士林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只好選擇絕望的對抗，最終是兩敗俱傷，旁人得利。如今遼東士林的出現，和遼東士林思想意識的轉變，其意義非常重大，未來的皇帝可以從文官集團內部聽到不同的聲音，這對未來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

夏潯並不是算無遺策的聖人，這一點他也沒有想到，但是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你開辟了一條新路，隨之必然會因此衍生許多新的東西。一條路開好了，你的目的只是想讓兩座城池間交通更便利，可這一路上，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酒館、客棧，新路兩旁交通要道處的鄉鎮自然而然就會演變成商賈雲集之地，久而久之，變成大城大阜。

夏潯在遼東推行文官政府、推行文教，本來只是因為遼東軍政府的統治在歷史上已經證明了是失敗的，他們鎮壓了遼東兩百多年，那兒的人依舊不曾歸心大明，把自己當成明人看待，一俟朝廷力弱，無法繼續以強大武力鎮壓，便趁勢崛起，所以夏潯另僻蹊徑，采用同化、融合手段促其歸心。

但也因此，意識形態有別於江南士林的遼東士林，因為有了這適合它獨立成長的土壤，便也隨之出現了，現在他們還很弱小，可是未來卻不然。再加上歷代大明皇帝都在同文官集團，實際上就是跟江南士林集團做鬥爭，這些倒黴的皇帝本來在士林中是絕對找不到同志的。

遼東士林的出現，將為整個士林吹來一陣新風，未來也必將被皇帝重用，引作制衡江南士林的一股力量，他們的崛起已成必然。

其實哪怕沒有夏潯今天的這一舉動，遼東士林身在其中，其思想意識早晚也會轉變，從而區別於江南。特殊的地理環境、多民族的成份構成、時刻不斷的憂患意識，是必然會促使其思想文化的進步和變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慘痛的代價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開始了蛻變和進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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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聽到夏潯在遼東痛罵士林的消息時，正聽工部尚書宋禮和僧錄司正印道衍大師向他稟報鑄造當世第一大鐘的事情。

道衍是此次隨朱棣一塊北巡的，朱棣想鑄一口當世獨一無二的大鐘掛在宮中，道衍大師和工部尚書宋禮匯集眾多能工巧匠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磋商終於拿出了研究方案，這口準備鑄造的大鐘高近七米，按現代的重量單位重約九萬三千斤，鐘身內外遍鑄陽文楷書佛經，估計也得有數十萬字。鐘成之後，每一敲擊，方圓百裏，盡得與聞。

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一項大工程，對冶煉、鑄造諸多工藝都是一個挑戰，眾多能工巧匠反復計算、評估，才拿出了這個方案。朱棣要鑄一口獨一無二的大鐘，一方面是要炫耀國威、宣揚實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招攬天下僧侶之心。

一部《永樂大典》，不但完成了一樁文教盛事，也減輕了他以藩王登位與士林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招覽了眾多的士林高人為其所用，這口永樂大鐘，就是他招攬天下僧侶的幾項舉措之一。他在武當山大修道觀，以收道教人心，佛教勢力更大，他又豈會不予重視？

元朝人信佛，自元以來，佛教得到了比前朝更大的發展，到了明朝，雖經元末戰亂之後，全國仍有僧尼數十萬，其信徒不計其數，這是明朝統治者無法回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體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

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兩代，都采用了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法。諸如禮遇名僧，頻舉法會，廣泛冊封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重建或修繕寺院，大量刊印佛典，通過限制發放度牒和僧侶數目、年齡以及實行考試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侶數目的過快增長，防止濫竽充數等等……

在西域，加強同西域地區茶馬貿易，對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領加封“大法王”、“大國師”及“西天佛子”等名號，使他們轉相導化，以共尊中國。這些方法相當有效，終明一世，沒有受到來自西番的寇擄之患。

如今造這大鐘，也有這一層意思在，同時也是在他龍興之地，向上天祈禱感謝，護佑他登上皇位的一種心意。剛剛聽完了道衍和宋禮的稟報，正在高興的時候，又得到了夏潯在遼東痛罵士林的消息，朱棣更是開心之極。

夏潯的看法何嘗不是他的看法？作為一個務實的統治者、一個曾經多年與北疆遊牧打交道的皇帝，朱棣對塞外遊牧的認識比夏潯還要深遠，但他是皇帝，有些話不能說，或者不方便說，說也不可能像夏潯這樣肆無忌憚、口無遮攔，如今藉夏潯之口，罵個痛快淋漓，朱棣也是狠狠地出了一口鳥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