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大論爭（第2/5頁）

那位大夫正撚須聽著雙方辯論，只頷首一笑道：“請便！”便不再理他。慶忌也不客氣，就在席上坐了，凝神觀二人辯戰。

此時孔丘已然反駁，少正卯侃侃又道：“孔大夫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然則，何為義？誰來界定義與不義、大義小義？若遇事不談利弊，張口仁義，請問這標準如何界定？義與不義的界定之權掌握在何人手中？是萬千庶民之口嗎？可笑！

你說行之於義，何者為義？你說取之有道，何者為道？你說天下為公，何者為公？此皆虛妄之言，試問升鬥小民如何明了？最終還不是為政者說了算？而法，明文載律，有標尺為鑒，那又截然不同。

有法可依，就象墟市中購買東西，既明了它的作用，也知道它的價格，庶民百姓就象買東西知道它的功用和價格，自然可以照之行事。而以德、義作為治政之據，那就是貨物只說明功用卻沒有標明價格，任憑商家漫天叫價，隨便定義，看似大公無私，仁愛世人，實則庶民更無保障，你說你之所為‘亦有仁義’就成了。最可怕之處是，墟市上別人這樣漫天叫價，你可以不買，然而為政者如此漫天要價，朝令夕改，你還不能不忍受，因為這賣家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

孔丘與少正卿所談，並非要法治便不講仁道，要仁道便不講法治，只是誰為主，誰為輔而已。少正卯這番話令聽者頻頻點頭，這些在場的大夫士子們多少都有職務在身，自然明了動輒以“道德仁義”來界定是非，遠不如明確律法更易管理和實施。

孔丘昂然道：“天地之明莫大於日月，人道之理莫大於仁禮，君子之道，不僅修身，亦可治國。仁者愛人，禮者秩序，聖賢之道，人道之要，已盡在其中，廣施教化，但使人皆君子，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何愁大道不行？而法自上定，法自上行，如無仁德以制之，必成權術，則君成暴君，政成暴政。”

少正卯雙眉一挑，立即還以顏色：“孔大夫此言誇大其辭，危言聳聽，聽來理想，實難施行。依你禮教，難道沒有上下尊卑？人存於世，本有是非觀念，非是必從周禮方有仁義，三皇五帝，難道不是聖賢？唯你所言，只可依賴聖賢，然則你有何能可教化天下人皆為君子？那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卯以為，即便在利己前提之下制訂平衡規則，也比不承認事實現狀，寄希望於聖賢降世愛己愛人要強。孔大夫所慮之暴政暴法並非沒有，然則這種律法必以損害弱小為前提，而起於霸權威壓的不公正律法，也必然隨發展而變革糾正，否則並不長久，真正的法，乃平衡各方利益之所在，自能長久，也自當公正。”

他們的學說各講各理，旁邊的士子們聽的津津有味，而慶忌是有著今後兩千年見識的，自知他們的學說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後世的制度遠比他們現在所倡導的健全，也不想從他們的學說中有所學習，他來這裏，一為消磨時光，二是存著好奇，倒沒往深裏思索。

只是在他本心裏，還是傾向於少正卯的。在他看來，法制社會才是保障社會的基本條件，後世常言道德倫喪，假貨泛濫，坑蒙拐騙，這種事屢出不禁時，也有人大講是儒學不興之故。但是在慶忌看來，這種人哪個朝代少過？例朝列代巧飾偽言、魚肉百姓、坑蒙拐騙、貪汙受賄的奸臣貪官比之這些無良商販哪裏遜色一毫？他們哪一個不是習聖人之說，學四書五經，得以入朝為官的儒家弟子們？何以一說忠臣義士，便列為儒家表率，似乎非儒家教化不出此等君子，對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敗類，卻不談教化失敗？

少正卯那句話問的對，周禮始於周公，周公之前難道沒有聖賢君子、沒有忠臣義士？仁義道德並非因儒而生，儒只是把已經存在的一種是非觀念強調到了極崇高的地位，甚至把它當成治理國家的保障而已。就是那些智商低等的動物，也有族群存在的規則。人類自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走到今天，社會文明不斷發展，適宜人類社會存在的是非觀念，人群法則自然也會衍生。並非不重儒便道德淪喪，也並非獨崇儒便能教化所有人。利之所誘，自然有人行那不義之事，要禁絕這種現象，非法不足以依賴。

盡管此時少正卯所倡導的法治距後世的法制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這種治世思想畢竟向法制社會邁進了一大步，如果他做評委，那是一定會給少正卯高分的。可是如果他做皇帝，那他也是要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就算他骨子裏用的不是儒家那一套，因為那更有利於他的統治。這樣說來，他做取舍，其實也是因著一個利字，又與仁義何關？只是這利有大利小利，有長遠之利與眼前之利，所以執政者縱然依賴於法，為求大利，為求長遠之利，也不會行使酷政暴法。特例自然是有，可是宣揚儒術仁政的皇帝中，又何嘗沒有這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