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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您沒當上全權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語說道。

伍廷芳是廣東人，年輕時曾赴香港在英國人辦的法律學校學法律，後來又去美國留過學。

“哎呀，我怎麽行……像剛才說的那樣，我完全不夠資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專家，今天問題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由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來談判，或許事情就好辦得多。”

“恐怕是一樣吧！”

法律專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權委任書的確有問題，但那只是手續上的問題，可以隨後補齊，並不妨礙先進入談判階段，這在外交活動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擊中國一次。袁世凱靠直覺，而伍廷芳是憑法學家的眼睛及所處的外交地位來觀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為拖延時日耍的把戲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談判朝鮮問題時，曾被伍廷芳從法律的角度頂得張口結舌。

那時的中日《天津條約》規定了從朝鮮同時撤兵，將來派兵之際相互通告。結果，依據這個條約卻產生了這次戰爭。

“請轉告中堂。”伊藤說道。

“轉告什麽呢？”

“這次中斷談判，絕不是因為日本好戰，務請說清楚。我盼望兩國盡早恢復和平。這次談判雖然中斷了，但具備合法資格的全權代表來日本時，我們將高興地再次開始談判……嗯，因為同閣下是老相識了，所以才說了這番話。不是正式發言，就不必告訴那兩位全權大臣了，算我們兩個人的悄悄話吧。”

“明白了，謝謝，不過，我還有一事不明……是不是這次全權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夠，讓您不滿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備的全權委任狀，我是不能拒絕舉行談判的。當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實說，最好是國政的最高負責人，如中堂或者恭親王。他們當全權大臣，我們甚至願意前去談判。因為同地位最高的人會談，就不會成為紙上空談，能負責到底，徹底實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轉告給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談結束了。表面上只是幾句簡短的應酬語，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這是希望李鴻章親自出馬的意思。

1月5日，張蔭桓、邵友濂兩大臣曾接到敕諭，其中言及：“凡日本所請各節，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於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許。”

日方要求中方使節團早日離開廣島，理由是這裏乃大本營所在地。

張蔭桓等人不得已遷到長崎，2月12日從長崎歸國。

這簡直是“驅逐”。

清政府兩大臣訪日期間，威海衛形勢緊急。

那年除夕是陽歷1月25日，日軍在1月20日攻陷山東榮成，這是進攻威海衛的準備。李鴻章給丁汝昌發電報：“日軍擬除夕、正月初一攻擊我軍，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奮心血戰。”

1月23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中將向丁汝昌發出“勸降書”，是委托在威海衛海域的英國軍艦“塞萬號”帶去的，用的是英文。開頭寫道：

謹呈一書致丁提督閣下：事局之變，致使仆與閣下互為敵對，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戰，乃國與國之戰，非個人結仇也。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

這是一篇有名的勸降書，說中國陸、海軍連敗，絕非君臣某一個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陳舊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拋棄舊政治，逐漸崛起。最後，勸誘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東山再起。

貴國曾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國，如榎本海軍中將、大島樞密顧問官，雖舉叛旗，終得赦免，且位居顯要，不屈才幹。戰敗乃舊政治之結果，非閣下責任。應留有余力，以圖他日……

丁汝昌當然不聽這種勸告，把勸降書原封不動寄給了天津的李鴻章。

這時，李鴻章的電報到了：“如水師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戰如何？若能取勝，可使鐵甲艦退避煙台，蓄積戰力……”

因旅順失陷，12月17日朝廷做出決定，查問丁汝昌，被李鴻章反對：“威海衛處於與敵人對峙的第一線，防備最為緊要，我認為應當暫緩議處，等有了適當的繼任者，再查問不遲。”

新任欽差大臣劉坤一正指揮江南軍向山東半島轉移，他也認為“應當暫緩對丁汝昌的處分，令其立功贖罪”。

海軍人才少，若以旅順之敗問罪丁汝昌，則找不到後任。丁汝昌的腦袋險乎哉！

陸軍很容易找到勝任者，所以敗將衛汝貴的命運就悲慘了。“臨敵退縮，貽誤大局，即行處決。”1月16日，衛汝貴被斬首。

丁汝昌咬緊嘴唇，心想：不管怎樣，我可不能像衛汝貴那樣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