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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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5月。

朝鮮因東學黨之亂，舉國騷然。

清政府舉行了一次少有的海軍檢閱，而李鴻章的擴充海軍方案，西太後仍然不予理睬。

台灣，四進士賦詩飲酒，天下太平。

香港，鼠疫蔓延，情況非常。在稍遠一點兒的南澳要塞，中法戰爭時期的猛將每天過著安閑無聊的日子。

日本的情況如何呢？

5月12日，召開了第六屆議會，是熱烈的政治季節。伊藤內閣全力防備著政敵的攻擊。

政敵的攻擊，有的是出於政治信念的不同，有的是出於政策意見的分歧，至於為反對而反對者，也不在少數。在反對者方面，也分成絕對反對派和有條件的反對派。兩派是在反對這一共同點上聯合起來的。

修改條約問題是最好的一例。

以伊藤內閣的陸奧宗光為首的日本外交當局，一直致力於修改幕府末期以來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其成為對等的條約。

教科書式的記述給人一種印象，仿佛明治時期的日本上下一致，為修改條約而努力。事實並非如此。上屆議會中，反對政府的修改條約方針，成為一個焦點。

為什麽反對修改不平等條約？

根據幕府末年的不平等條約，外國僑民可以居住在擁有治外法權的“居留地”，擁有審判、警察、課稅等特權，如果締結對等的條約，擁有特權的居留地將廢除，“日本國中之外國”隨即消失，外國人將同日本人雜居在一起，以平等的條件從事工商業活動。近代產業基礎還很薄弱的日本人，能同經驗和資本都非常充實的外國人較量嗎？為此，反對修改條約的呼聲頗高，遠遠超過贊成修改條約的意見。就是說：“把猛獸放到外面，不如依舊關在鐵籠裏，用特權的餌食穩住它，這樣對日本會更有好處。”

可怕的不只是壓迫經濟生活。反對派還提出，雜居在一起，會搞亂日本固有的道德、習慣、風俗、宗教等。這一點確實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日本政府已經在倫敦開始了修改條約的預備談判，並取得一定進展。陸奧外相主張壓制反對派。在他看來，幕府末期的攘夷論亡靈附在反對派的身上了。

反對派也被稱為對外強硬派。他們認為：盡管有現行的不平等條約，但可以通過解釋條約，把僑居日本的外國人狠狠整治一下。另外，明治政府根據開放主義、促進近代化主義，在條約以外還給予外國人以種種特權。反對派主張更加嚴厲地運用現行的條約，這就是“厲行現行條約論”。

安部井磐根、大井憲太郎等反政府派，結成大日本協會，極力煽動對外強硬論。

第五屆議會一片混亂。在眾議院，對議長不信任上奏案通過，厲行現行條約建議案提交討論，農商務省的瀆職問題也卷進來。政府用兩次休會來抵制，但最後還是在1893年12月30日解散了議會。

1894年3月1日的大選，對外強硬派沒有獲勝。然而，他們卻因此而感到危機，加強了團結。

經過解散、大選，對外強硬派的核心——國民協會的議員，由六十六名減少到三十名以下，但是，政府仍處於困難的境地。

陸奧宗光給倫敦的青木公使寫信，說：

國內形勢一天比一天緊迫，政府極應做出一番震驚人心的事業。不拘成敗如何，須向國民明言正在進行某事，否則，難以挽回浮動的人心。不過，要震驚人心，難道能無緣無故地挑起戰爭嗎？所以，唯一可行的，只有修改條約一事。

可見，日本政府很想搞一番震驚人心的事業。

陸奧說的是“無緣無故”的戰爭，至於有借口的戰爭，那是樂得發動的。

有借口，不，似乎有借口就行。

清政府的駐日官員們對於日本政府正在尋找較大的突破口這一點，毫無察覺。即使有所察覺，也不曾放在心上。應該說，他們是些無能的外交官。

當時中國的駐日公使是汪鳳藻。

駐在漢城的袁世凱也誤解了日本政府的真意。汪鳳藻從東京發來的情報往往是不真實的，而袁世凱在漢城同日本使館人員接觸，得到的“日本的意圖”的印象也是完全錯誤的。

駐朝鮮的日本公使是大鳥圭介。他兼任駐中國公使，對於朝鮮，他的觀點是日清同盟論，主張日、中兩國合作，改革朝鮮政治，排除西歐列強的幹涉。

大鳥的日清同盟論後來竟成為一種掩蓋日本真意的煙幕。但大鳥本人並無此意，他曾認為日清同盟論是最善之道。

對朝鮮的方針，東京的外交部與軍部之間還未能取得一致。外交部希望實現它的至上目標：修改條約，盡可能不惹起軍事行動。而軍部則設想同中國如何作戰，並制訂了作戰計劃。

東學黨之亂激烈的時候，大鳥正在日本，暫由杉村浚代理公使，據陸奧宗光的《蹇蹇錄》記載，五月時杉村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