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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正巳生於土佐藩的藩士之家，是參與創建自由黨的自由民權運動家。但是，他反對板垣退助的留洋之舉，不久便脫離自由黨。後來參加後藤象二郎的大同團結運動，成為眾議院議員。

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對外往往是強硬的國益主義者，大石正巳正是這種人。

梶山鼎介的軟弱路線，其實是常識路線。他失敗了，大石正巳之所以被選上，是看中他能推行強硬路線。

朝鮮政府陷入了困境。

袁世凱在閑談中不斷給閔種默等人鼓勁兒，卻總避開正面參與。他準備等朝鮮政府走投無路，伸手向他求援時，才出面幹預。

獨立自主，這才是朝鮮政府的最大希望。朝鮮想脫離清政府的束縛。袁世凱暗地裏帶著冷笑，旁觀防谷令問題。他心想：你們願意搞獨立自主，那就搞吧，能否成功，慢慢就會知道。

朝鮮政府也希望盡量不借助袁世凱之力，單獨同日本進行交涉。他們害怕找袁世凱洽談，會把宗主權的輪廓勾畫得更加濃重。

但是，強硬派大石正巳到任之後，朝鮮政府已經無法解決防谷令問題，不得不找袁世凱商量對策。

大石正巳要求的金額確數為十七萬五千七百五十九元三角七分二厘。

袁世凱答應出謀劃策。他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要求賠款的根據是豆谷買賣合同。袁世凱認為，合同不是雙方當事人各執一份，不能要求不履行合同的賠償。本來防谷令是正當措施，要求賠償之類事情可以不予理睬，但問題已經紛爭至此，就適當地付給一些。日方提出一個過細的數字，袁世凱慫恿外署督辦也提出一個更為詳盡的數字——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九點三一二厘。

這時督辦換為趙秉稷。

“豈有此理！”大石正巳要頂回這個數字。

朝鮮方面以冷處理的方式將此事擱置了一個月，然後提出：“那麽，還按照以前我們同梶山公使之間即將達成的那個數額吧，六萬零七百三十四元九角六厘。”

“我是作為軟弱無能的梶山的後任來到這裏的，那個數字不要再拿給我看。”

大石正巳態度高傲，蔑視朝鮮官員。

同日本大石正巳公使交涉的是外署，即朝鮮外交部。他不願再同外署打交道，希望直接同政府交涉，因為外署背後有袁世凱，事情難辦。

朝鮮方面拒絕了，外交的職能部門是外署，必須通過它才行。這樣蠻橫無理，使大石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不僅朝鮮官民，連外國的使節也紛紛議論，稱他是“那個恫嚇者”。

談判毫無進展，大石公使焦急起來。三十八歲的少壯政治家，面臨一堵厚墻，必須想辦法突破。

事已至此，他希望政府派兵，占領仁川及釜山的海關，以解決問題。

大石公使的這一提案，使日本政府大為狼狽。單方面出兵占領海關，是公然違反與清廷締結的中日《天津條約》。從國際上觀察，這種強硬政策會使外國降低對日本的評價。

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都駁斥了大石公使的提案。怎樣打破這種僵持局面呢？

這時，前任駐日本公使李經方致函日本政府，以探詢的口氣提議：“朝鮮問題是否由大石公使和袁世凱合力解決？”

他的探詢，可以認為是李鴻章的意思。

陸奧外相立刻做出反應。1893年4月12日，他給李經方復信，轉請袁世凱出面調停。同時，向大石公使發出訓令，讓他接受袁世凱的調停。為此，日本外交部特派參事官松岡郁之進赴朝鮮。大石公使大概為此扼腕不已。

大石陪同松岡拜訪袁世凱，鄭重其事地請他出面調停。

後來，事情進展也並不順利。5月2日，日本向朝鮮發出最後通牒，但又提出為了盡可能避免兩國決裂，行使武力之前留有兩周的猶豫時間。

急於成功的大石，打算越過朝鮮外署和議政府，直接見朝鮮國王，但未能如願以償。恰巧這時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訪問朝鮮。名義上是參謀次長，但參謀總長是皇家殿下，所以川上實際上就是軍事方面的最高負責人，視察旅行時，有伊地知幸介、田村怡與造等年輕的陸軍將領隨行。朝鮮國王不能不接見川上將軍，大石乘此機會，與川上一行人一起進入朝鮮宮廷，當面遞交了“最後通牒”。

看來似乎是大石巧妙地利用了川上訪朝的機會，但是，川上訪朝竟在這種時候，不是也可以解釋成對防谷令問題施加壓力嗎？

關於防谷令問題，袁世凱硬是堅持梶山曾經同意的六萬元，並且拒絕再加上黃海道防谷令賠償。對此，大石傲然地堅持十七萬元的賠償。

“這是人選的錯誤！”伊藤和陸奧都發覺起用大石是個失策。他一意孤行，竟決定把談判地點移到天津，他認為同李鴻章談判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