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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綸上奏《東征策》之日，朝鮮國王李熙向北京寄來咨文。職掌藩屬諸國事務的是禮部，所以朝鮮同清廷來往公文，必須采取請禮部“轉奏”的形式，這就是咨文。

八月十六日朝鮮國王的咨文有兩件。

一件是對平定亂黨的致謝，一件是懇請放歸生父大院君。

對於後者，清政府方面的回答是“著毋庸議”。

因為大院君罪過深重，釋放歸國的問題不值得研究，但鑒於朝鮮國王思念之情，允其每年派人前來慰問。

另外，關於“壬午軍亂”，中國方面的記載中多記為“東學黨事件”。當然，掀起暴亂的士兵當中也許有些人與東學黨有關系。但那次暴動並不是東學黨發動的。“亂黨”即東學黨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所謂東學黨，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性的攘夷黨。

19世紀後半期，朝鮮停止鎖國，較晚地開始同別國建立外交關系，與此同時，天主教也在朝鮮傳播開來。不久，朝鮮人懷疑天主教是否擔負著西歐侵略別國的先鋒角色。而且，展現在朝鮮人面前的現實是，不可動搖的宗主國在鴉片戰爭中屈服於英國，又接連不斷地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

為什麽大清帝國敗給了西歐國家？

果真光依靠武力就能決定勝負嗎？不，絕不是。——這就是慶州的沒落士族崔濟愚的看法。他的結論是：西歐的強大，在於有基督教這樣的宗教做背景。那麽，要使朝鮮走上富強之路，需要使宗教有這種力量，需要出現一個新的宗教。從前的儒教、佛教、道教等，都沒有這種力量。

西學，是西歐強大的源泉，它是以基督教為中心信仰的，必須用東學與之相對抗。想到此，崔濟愚在儒、佛、道三教之外，參照天主教的教義，在朝鮮傳統的黃教的基礎上，創建了一個新宗教。

東學應運而生了。

“只要喝了護符的燒灰，即可得到富貴長壽。”它含有現世的迷信，又有反對門閥、主從關系和嫡庶差別等進步的一面。東學以社會貧困所造成的不安為背景，廣泛地流行開來，尤其在下層社會裏傳播較快。崔濟愚終因“以邪教惑民”被處死。然而，迫害常會使宗教強大。崔濟愚死於“壬午軍亂”前二十年的1864年。第二世教主崔時亨進一步把東學的教義系統化。東學在鎮壓之下緩慢而穩步地發展。

東學發展在社會的底層，所以掀起“壬午軍亂”的士卒當中有很多東學信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能認為東學作為一個組織領導了這次暴亂。東學作為一個組織發揮力量，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歲月。

“壬午軍亂”以後，依據條約，日本在一年之內可以派兵駐紮朝鮮。清政府留慶軍原地駐守。朝鮮允許兩國駐軍，此後的情況是不難想象的。朝鮮國內親清派和親日派的派系之爭激烈化，也是很自然的。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安，正好給東學以可乘之機。

中、日以朝鮮為舞台爭奪霸權，而朝鮮也想乘機擺布兩國。例如，朝鮮企圖在清政府的駐外機關內部造成混亂。

清政府的駐外機關即慶軍，如果團結一致的話，肯定會加強對朝鮮的壓力。如果慶軍內部經常發生齟齬，那麽，朝鮮就可以減輕身上的重壓。

朝鮮的要人們，如前所述，迂而不愚。歷史教給了他們作為弱小者的生存之道。

朝鮮當局為什麽重視乳臭未幹的二十四歲的袁世凱？當然，袁世凱確實有才幹，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理由。例如，朝鮮國王想委托袁世凱訓練朝鮮軍，因為朝鮮當局早就看出，被提拔為同知的袁世凱在慶軍內部受到眾人的嫉妒。朝鮮越重用袁世凱，這種嫉妒就會越激烈，慶軍的步調必將日趨紊亂，而朝鮮則能夠從中得到好處。

在這種意義上，應該說袁世凱是個幸運兒，才二十四歲就得到如此優遇，難怪他要誤認為都是靠自己的才幹了。於是，飄飄然，目空一切，對於他的業師張謇，昔時稱“老師”，及至當了同知，稱呼也改變了。在書信之中，原先稱張謇為“夫子大人”，現在則改稱“仁兄”。

袁世凱在“壬午軍亂”後駐留朝鮮十二年。後來他玩弄權術的諸多手段，都是在這一時期學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