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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懲之師”，日本曾多次以這種名義動員軍隊。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灣出兵，就聲稱不是要和清廷交戰，而是向殺死漂流到台灣的日本人的土著興師問罪。公開為對外戰爭進行動員，“壬午之變”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陸軍相山縣有朋向東京及熊本兩地的鎮台發出動員令，命令他們在福岡編成混合旅，並指令其他鎮台待命。海軍命令“日進號”“天城號”“金剛號”三艦火速駛赴朝鮮，“磐城號”已盤駐在朝鮮海面。這支艦隊的司令官由東海鎮守府司令長官仁禮少將擔任。陸軍由西部監軍部長高島少將指揮，岡本大佐任參謀長，已經回國的花房公使又與高島少將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號”重返朝鮮。“明治號”到達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時，“金剛號”三天前在這裏拋了錨。

8月20日袁世凱隨丁汝昌勘察登陸地點時，花房公使已經走進漢城的王宮，向朝鮮國王提出了強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國書謝罪；嚴懲罪犯；撫恤被害者家屬，彌補損失；賠償出兵費；為保護公使館，日本有權駐兵；擴大開港地方的權益；放寬旅行限制。這就是後來簽訂的《濟物浦條約》。

“日本以什麽姿態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凱跟在後面問道。

“軍人不應該管那類政治問題。”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凱嘴上這麽應著，心裏卻不以為然，搖了搖頭。丁汝昌沒有看見他身後的年輕人的動作。

不了解政治狀況，就難以采取果斷的、臨機應變的軍事行動。

軍人更應當關心政治，袁世凱心裏想。

“你不是軍人，當然可以議論政治。”丁汝昌緩步踏著沙灘，溫和地說道。他對身後的年輕人有了好感。

“不，豈止要議論，希望你大議特議。我們軍隊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問我這樣的軍人，實在答不上來。”

“像您這樣經驗豐富的人也不明白嗎？”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腳步，又朝海上的艦隊望去。

“遲了一步啊！”袁世凱說道。

他指的是日本動作迅速，而清軍落後了一步，但從他的語氣中卻聽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說出這句話，語氣一定會更加悲憤激昂，可這個年輕人幾乎是無動於衷。遲鈍，還是沉著？莫非是有教養？丁汝昌暗想。

“就因為中堂不在啊！”說完，丁汝昌回過頭來。袁世凱正眯縫著眼睛仰望天空。

“中堂在的話，能更快一些嗎？”袁世凱問。

“我想，多少會快些的……”

中堂，是對宰相的雅稱。自唐以來，把負責國政的人叫作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軍機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職位為大學士，而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體仁閣等處，都設有大學士。因此，中堂這一稱呼，只用在代表其時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

丁汝昌所說的中堂，是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當年四月，因母親去世，他卸下所有職務。本應離職二十七個月，但國家多事，只準服喪百日。

“壬午之變”恰恰在這期間發生了，臨時代行李鴻章職務的是兩廣總督張樹聲。

張樹聲是安徽合肥人，與李鴻章同鄉，也是淮軍的最高將領。李鴻章雖在守制，但其實是張樹聲的幕後人，這是誰都清楚的。不過，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決策遲緩，人們自然要認為是李鴻章沒主持朝政所致。

對，我非做一個這樣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要人們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凱暗暗想。

丁汝昌把李鴻章奉為“信仰”，而這時的袁世凱還沒有什麽信仰之類的東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強有力的，是奮鬥的智慧。對於什麽能使自己成功，什麽能使自己失敗，袁世凱有極其敏銳的嗅覺，簡直稱得上是天才。這也許是一種本能吧。不論什麽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鬥爭聯系在一起。

提起袁世凱，人們馬上會想起他是李鴻章的四大門生之一，是其軍事遺產的繼承人。的確如此，但“壬午之變”時，袁世凱還沒有跟李鴻章直接結識，作為吳長慶的幕僚，他只不過是李鴻章的間接下屬。

“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變了話題。

“二十四。”

“在你這個歲數時，我才是淮軍的一個小兵，而中堂已經是進士了。人生真是千差萬別啊！”

話題又拉回到中堂身上。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凱縮了縮脖子，說道。

進士是科舉最高級考試的合格者。清代原則上每三年舉行一次這種考試，參加者必須具備“舉人”資格。當舉人也必須過幾個考試關。哪個小鎮出了一名舉人，就會像過年一樣熱鬧。三年一次，萬名舉人雲集北京，接受考試，能考中進士的不過三百來人。應試沒有年齡限制，有的人頭發白了，還要進考場。李鴻章的前輩曾國藩中進士是二十八歲，林則徐是二十七歲，後來提倡變法的康有為是三十八歲。當然，康有為在考中進士之前，就已經是相當出名的一流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