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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使中國和日本都興師動眾的朝鮮“壬午之變”,略說幾句。

這個事件被稱為“軍亂”,的確是軍隊起了重要作用。

朝鮮李氏王朝已經現出日薄西山的征兆。政界的派系鬥爭無休無止,官吏壓榨農民,腐敗到了極點。而派系鬥爭的幕後,是清廷和日本牽著線。

自明代起,朝鮮奉中國為宗主國,所以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明政府曾派軍救援。明、清交替之際,朝鮮從旁觀望,權衡雙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質,誓約服從,及至清兵攻明,要它出兵時,卻又拒不從命。對此,清廷當然曾嚴加責問。

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軍攻打明朝的錦州時,朝鮮派水軍五千,供糧食萬石,明確地表明了歸附清廷的立場。到世祖順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還朝鮮人質,並將進貢的數額減掉一半兒,其後也時有減免。

魏源的《聖武記》中有記載:

朝鮮雖為外藩,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有大饑,則以海運漕糧賑之,國中討賊,則頒萬金以犒有功之將。

對於外藩,清政府采取不過於幹涉主義,這種放任政策,使外藩實質上享有獨立。就朝鮮而言,當初毋寧說朝鮮方面更想靠攏清政府,因為遇到災荒,能得到緊急救濟,連功臣的賞賜也給承擔了。

可是,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露了馬腳,其軟弱無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鮮內部,“投靠清朝絕非上策”的主張日益增強。恰恰從這時候起,日本因明治維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實力,開始向朝鮮擴張。

日本依據1876年的《江華條約》,在釜山和元山設置了特別居留地。在居留地裏,日本把持了行政權和司法權,並享有進口免稅的特權。於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國商品帶進朝鮮,沉重地打擊了當地的手工業者。同時,日本商社囤積糧食,使米價成倍上漲,剝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還向朝鮮派出軍事教官,企圖把朝鮮軍隊日本化。

日本在朝鮮扶植親日勢力是必然的,親日派自稱“開化黨”,多數是不滿現狀的人。他們把執政集團稱作“事大黨”,加以反對。而事大黨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國的思想。

由於日本插手,開化黨的勢力日見強大,事大黨逐漸衰落。到1881年時,形勢急轉直下。

“壬午之變”就是試圖把逆轉的局勢再逆轉回來。發端是朝鮮民眾的反日行動。三菱公司職員大淵吉威、大倉建築公司職員兒玉朝二郎、東本願寺和尚蓮元憲誠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邊府,被激憤的民眾襲擊,蓮元當場死亡,大淵、兒玉身受重傷。

這時,唯恐天下不亂、虎視眈眈的是大院君李罡應。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孫,從李氏朝鮮的王族來說,這是較遠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孫恩信君的繼嗣之後,一下子近了起來。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罡應的次子李命福繼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於年幼,生父大院君攝政,從1864年至1873年,大權在握,為時十年,史稱“大院君執政時代”。

大院君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從行政組織到軍制、文教,對舊制大動手術,修改戶籍法,向兩班(士族)征稅。他的執政固然有進步的一面,但對外卻采取攘夷、鎖國主義,嚴厲鎮壓基督教。

大院君頗有才幹,但過於獨斷專行,結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敵鉆了空子。

他的政敵是李太王之妃閔氏一族。在大院君看來,作為自己的兒子的妃子,是他親自選定的,竟然忘恩負義。而閔氏一族認為:太王已經二十多歲了,總有個大院君這樣的保護人,實在討厭。外戚掌握實權,在朝鮮是合情合理的。

閔妃與胞兄閔升鎬攻擊大院君失政,鼓吹國王親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攝政權。

這時大院君才五十三歲,年富力強,卻被迫引退,所以此後九年間他一直是切齒扼腕,痛恨至極。名為國王親政,實質是閔妃及其背後勢力掌握了實權。

這時候,發生了反日騷亂。反日情緒最強烈的是軍隊。日本向朝鮮派了軍事教官,企圖使朝鮮軍隊日本化。舊式軍隊的官兵是最怕整編的。兵餉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糧食代替,發了一個月的餉金,但那糧食卻是發了黴的。官兵們怒不可遏,擁到軍資監毆打經辦人員,並越級向武衛都統使控告,但毫無結果。

“壬午之變”被稱作“軍亂”或“軍變”,就是因為暴亂的主力是軍隊。一年不發兵餉,好容易領到,卻是黴米,所以官兵們忍無可忍了。這是自發的暴動,但伺機以動的大院君豈能放過它。

你們吃不上飯,原因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