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樹上的死結（第2/6頁）

帝王的“罪己詔”折射著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某些特點。國家危難,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誠然，“罪己詔”有欺騙性的一面，但也包含著帝王對自身過錯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誠的懺悔。崇禎這麽做，折射出帝國的社會矛盾和統治危機已經來到了崩潰的邊緣，不然一國之君何至於此？

崇禎皇帝頒布罪己詔，以圖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風雨飄搖的江山社稷。可是現代政治理論告訴我們，任何制度變遷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對民間創造力特別是制度創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導和肯定。中國的歷代帝王（包括崇禎在內）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強大到能夠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因此那些打著“仁政”旗號的政治藍圖終究不過是擺出來的花架子，畫餅充饑而已。

當然，對於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禎皇帝的表演並沒有讓他的臣民們失望。他通過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現了一個演技派皇帝的實力。他先是以令人欽佩的魄力，誅滅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賢，同時又罷免了一大批閹黨分子的官職，起用了一批官員到中央權力機構任職，牢牢地將權力抓在手中。

對於一個政治新人來說，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當然這也是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最為耀眼的時刻。事與願違，帝國的人事調整並沒有給大明王朝帶來任何復蘇的跡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運動愈演愈烈，對後金的戰爭也是節節敗退，權力集團內部的相互傾軋也沒有隨著魏忠賢集團的敗亡而煙消雲散。

崇禎皇帝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發出了“文臣人人可殺”的惡毒詛咒，在他看來，帝國政權之所以走向窮途末路，責任不在自己這個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誤國誤民誤己的官員身上。當然這種認識並不是後來才有的，從崇禎皇帝接過皇權的那一刻起，他就對那些帝國軍政機構的官員們產生了種種疑慮。

在崇禎皇帝當政的十七年時間裏，權力集團內部的黨爭不僅始終就沒有斷絕過，反而一路狂飆。尤其是到了崇禎末年，帝國權力運轉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就連新年朝賀、祭拜祖廟這樣重要的國家典禮，官員們都敢放皇帝的鴿子，這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我們無法知曉崇禎皇帝一個人坐在偌大的宮殿之上，心裏會想些什麽，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極度的憤怒，一定對眼前如火烹油的時局有一種無力感。

朱由檢本來就不是一個脾氣柔和的人，可這時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夠點著自己，還能點著誰呢？

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禎皇帝先後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斬殺了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援剿總兵祖寬、李重鎮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級官員。

再後來的日子裏，崇禎皇帝又開帝國三百年未有之先例，帶著年幼的皇子們在殿堂上親自主持審問官員，並且主持行刑。在行刑中不惜動用重刑，以夾棍夾斷朝官的雙腿，當頭棒打那些不聽話的朝臣。崇禎皇帝在位的十七年裏，先後誅殺了兩位首輔大臣，撤換了五十位內閣大學士。另外又撤換了十四名兵部尚書，十七名刑部尚書。在被撤換的十四名兵部尚書中，有九人被治了重罪，其中斬首者一人，致死者一人，自殺三人，下獄兩人，革職查辦兩人。處死或被逼自殺的督師、總督，包括袁崇煥在內達到十一人之多，其中有薊遼總督劉策，漕運總督楊一鵬，督師熊文燦，陜西三邊總督鄭崇儉，薊州總督範志完、趙光抃等。

由於少年皇帝喜怒無常、淫威濫施，那些閣臣、尚書的下場大多也是極其悲慘的。這種情況放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是十分罕見的。一個頻頻使用酷烈手段踐踏朝臣肉體與尊嚴的皇帝，大臣們自然不會死心塌地地為他效勞盡忠。

崇禎皇帝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時期目睹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這些陰謀詭計和幽暗孤寂的深宮生活就像是一條條噬心的蛇，撕咬著他的精神，扭曲著他的靈魂。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朱由檢漸漸形成了分裂的雙重性格。

一方面他嚴急而刻薄，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另一方面他敏感而多疑，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給他帶來極度的自尊，常常一意孤行，完全聽不進任何建議。

崇禎所具有的這些性格特征，為帝國的天空抹上了一層怪異的色彩。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往往會表現得優柔寡斷，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完全不靠譜的命運。這種糾結的性格對普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何況是一個帝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