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樹上的死結

大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禎皇帝朱由檢自寢宮向皇極殿快步走去。按照大明王朝的慣例，他將在這一天接受臣子們的新年朝賀。當朱由檢邁步走進殿門時，他才發現偌大的宮殿裏空蕩蕩，竟然沒有一個前來朝賀的臣子。

早已過了朝賀的時間，崇禎皇帝朱由檢猶如一尊泥塑的菩薩，高高地端坐在龍椅上，耐心地等待著他的大臣們，等待著那些“國之棟梁”們來給他這個帝國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賀。時間一分一秒地滑過，朱由檢在這一刻才算是真正地體驗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新年朝賀，滿朝文武大臣竟然一個都沒有出現，這在從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知道是大小官員們沉溺於新年的氛圍不願前來，還是全然沒把給皇帝拜年當回事。又或者是人人都以為自己只是皇帝眼裏的小角色，多一個或少一個，皇帝都不會在意。

不管有著怎樣的原因，朝賀時一個官員都沒有到場，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要知道朱由檢不僅是明朝最為勤政的一位皇帝，就是將其放在整個中國封建歷史上，他也應該是最為勤政的皇帝之一。和他的父親、哥哥不同，崇禎皇帝對黨爭和宦官專權都是極為反感的。對於一個凡事都要親力親為、十分勤政的帝王來說，真的不應該苛求過多。可是面對一個亡國之君，歷史真的不應該去苛責嗎？

朕非亡國之君

難道帝國文官真的有毒？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些擁戴過崇禎的文官們會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冤的群體。有人說崇禎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實這是毫無道理可言的。因為這個世上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有的愛恨皆有果有因。

年輕的皇帝對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雙方在剛交往的時候，對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湧動的暗流就會浮出水面。鏟除魏忠賢及其黨羽之後，崇禎皇帝所面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撥亂反正、推行新政。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變革，抑制魏忠賢的余黨，重新起用清流。這是穩定全國、平伏人心最重要的一項舉措。

崇禎皇帝的起點其實並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定閹黨的“逆案”確實懲治了很多魏閹遺黨，而隨後被他重用的洪承疇、楊嗣昌、徐光啟、袁崇煥這麽一幫人，也確實都是治世的能臣。可是這種雷厲風行、英明果斷的治國狀態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崇禎皇帝很快就發現帝國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不到三年的時間，少年皇帝朱由檢就從最初的雄心萬丈變得焦頭爛額，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於他在用人制度上自亂陣腳。

崇禎皇帝和他的祖輩們並無本質的區別，尤其是在和文官打交道的過程中，那種既倚仗又厭惡的情緒始終困擾著他。剛接手政權的他在很多方面急於求成，對有才能的人也願意委以重任。可是還沒等屁股下面的皇位焐熱，他就開始憂慮官員們抱團結黨，反過來分肥自己的皇權。尤其是對那些和自己意見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始終心存褊狹之念與防備之心。這種矛盾的情緒貫穿了他的整個執政生涯。

初登大寶的朱由檢信心滿滿,他相信憑著自己的才智和膽識，完全能夠擺平帝國內政，重振大明江山。可是歷史留給他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對於一個和時間賽跑的帝王來說，朱由檢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牢牢抓住帝國的大權，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一把手。

崇禎皇帝上台之後，為了盡快緩解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他從前朝帝王那裏活學活用了“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治國方略。此一時彼一時，巨額的戰爭費用和臃腫的官僚體制造成了龐大的耗費，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懷”的政策在轉眼之間就被具體執行者變為“苛政”。原本用來滅火的治國方略，結果卻引得火上澆油。

面對帝國上下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艱難境況，崇禎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詔”，但是這種自我批評對於國計民生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朱由檢在位期間先後六次向天下臣民頒布“罪己詔”。皇帝頒布“罪己詔”等於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檢查。普通人犯錯誤都不願意低頭認錯，何況是一個君臨天下的皇帝。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尷尬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崇禎這樣一個“剛愎自用、殫精竭慮、乾綱獨斷、勵精圖治的中興之君”（崇禎皇帝自詡）。但是，朱由檢不僅做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且還成為中國歷史上頒布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禎十年(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禎頒布“罪己詔”，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