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轉基因”（第4/4頁）

2．倘同類又上什麽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解或主張相左，也只不過表示遺憾而已。若並未被要求表態，則大抵沉默。趁機充當棍棒，采取誅心之法，置同類於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鮮聞。並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濾掉具體語境，對某同類之發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匿名或實名向有關機構打小報告，目的在於表忠取寵的現象也少了。我從青年時期便深受此種現象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象也並未完全消除，但同類之間的出賣確已被公認是卑鄙行徑了。工作性質的匯報卻還是常態——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萬歲。有的話別當人家面說才好，你說了，使人家為難。不匯報，人家失職，可能要被問責；匯報了，人家覺得對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道理，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分子開始認同。

在胡適們的時代，文化知識分子們最為關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問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分子們發聲的重點倒不在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國情，不同時代的文化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甘願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中國之文化知識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麽也卸不下來，那麽在這兩方面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揮的。

寫到這裏，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適了——他們之教育興國、法制醫國，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徑，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時耳。

現在之中國，當然還是需要魯迅精神的；而我卻希望蔡元培和胡適的“基因”，在自己和同類們的言行中也有所現——人格上可敬起來，話語權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