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轉基因”（第2/4頁）

魯迅生前，對是同鄉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後，蔡元培毫不計較，誠受其夫人重托，兩個月內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後來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胡適相比較，以拔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之處在於，仿佛胡適很矮小，只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後來讀書漸多，始覺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果一次又一次產生這樣的印象——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

我產生這樣的印象，乃因魯迅是格外贊賞尼采的。

尼采的所謂哲學，在我看來，無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作為“哲學家”便甚不靠譜了。

魯迅贊賞尼采的文學，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士》中，有幾行字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心窩。”

在《復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表達了他對看客們的極強烈的憎惡，不，那其實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時代幾乎唯他獨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別人的悲運變成看客圍娛的現象，自己卻往往陷於同樣境況。

然而，無論我們對魯迅多麽理解，都難以否認他有思想特別偏激的方面，如他對中國歷史、中國字以及中醫全面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左”，那麽他與尼采可算是“國際戰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志”，盡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並包的範圍；1949年後，郭的“左”的激昂優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文革”時期，死了的魯迅的語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表態，往往意味著是代表中國全體文化知識分子宣告立場了。

兩個互無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完全無奈的，因為已無法抗議了。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於自我證明，後來出於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寧折不彎的，無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和情願被利用的偽態。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別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魯迅之“氣象”，寶貴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終結於中國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了；不那麽可取的方面，卻反而似乎成了後人身上的“基因”現象……

三、相對於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麽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向“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麽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於是上了“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選擇之對錯，單論其歷史作用與人格美點，我以為周、胡二人身上實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那麽胡適就不是了嗎？肯定應該說更是的吧？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較容易地達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以現代漢字創作出越來越千姿百態的文學作品，能將越來越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輕松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該對胡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對千夫指，甘為孺子牛”呢？只不過他做得相當淡定，未曾“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志同道合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功在國家與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