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難（第2/3頁）

宋徽宗做夢都想回到大宋王宮，最終死於囚地，這很可憐。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朝代興旺更替，亦屬歷史常事。但一個朝代被另一種迥異的文化所滅，卻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沒被全滅，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長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稱“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這不能不成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侖被俘並死於海上荒島，當時的法國人心口也疼。茲事體對“那一國人”都是傷與恥。

故這一時期的宋詞，沒法豪邁得起來了，只有悲句與哀句了。南宋人從士到民，無不擔憂一件事——亡的命運哪一天落在南宋？人們毫無安全感，怎麽能豪邁得起來、浪漫得起來呢？故當年連李清照亦有詞句曰：“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後來南宋果然也亡了，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將統治下的人分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數民族），第三等是“漢人”，特指那些早已長期在金統治之下的長城以北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滅了南宋以後所統治的漢人。

並且，元朝取消了科舉，這就斷了前朝遺民躋身官僚階層的想頭——我們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同時又實行了“驅口制”，即規定南宋俘虜及家屬世代為元官吏之奴，可買賣，可互贈，可處死。還實行了“匠戶制”，使幾百萬工匠成為“匠戶”，其實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對於南宋官員，實行“誅捕之法”，抓到便殺，迫使他們逃入深山老林，隱姓埋名。南宋知識分子懼怕也遭“誅捕”，大抵只有遁世。

於是漢民族的詩性全沒了，想不為奴亦不可能。集體的奴性，由此開始。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我們今天讀馬致遠的這一首詩，以為詩人表達的僅僅是旅人思鄉，而對他當時的內心悲情，實屬缺乏理解。當年民間有唱：

說中華，道中華，

中華本是好地方，

自從來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國九十二年，以後是明朝。明朝二百七十年，經歷了由初定到中興到衰亡的自然規律。“初定”要靠“專制”，不專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興“文字獄”，一首詩倘看著不順眼，是很可能被滿門抄斬的。二百七十年後，明朝因腐敗也亡了。

於是清朝建立，統治了中國二百七十六年。

世界上有此種經歷的國家是不多的，我個人認為，正是這種歷史經歷，使國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謂順生逆亡。曠日持久，奴成心性。譚嗣同不惜以死來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難。魯迅正是哀怒於這一種難，郁悶中寫出了《藥》。

故，清朝一崩，知識分子通力來批判“國民劣根性”，他們是看得準的，所開的醫治國民劣根性的藥方也是對的。只不過有人的藥方溫些，有人的藥方猛些。

可以這樣說，中國人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戰，與批判國民劣根性有一定關系。那批判無疑令中國人的靈魂疼過，那疼之後是拋了奴性的勇。

綜上所述，我認為，今日之中國人，絕非是梁啟超、魯迅們當年所滿眼望到的那類奴性成自然的、渾噩冷漠乃至麻木的同胞了。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民”只不過是“民”。普遍之中國人正在增長著維權意識，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轉變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這樣的事在從前不能說沒有。《楊三姐告狀》，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門。但是現在，從前被視為草民們的底層人、農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見慣，奴性分明已成為中國人過去時的印記。

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來的青年工人跳樓事件。他們多是農家子女。他們的父母輩遇到想不開的事尚且並不輕易尋死，他們應比他們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們卻比他們的父母輩脆弱多了。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雖為農家兒女，其實自小也是嬌生慣養。尤其是獨生子女的他們，像城裏人家的獨生子女一樣，也是“寶”。與從前的農家兒女相比，他們其實沒怎麽幹過農活的。他們的跳樓，也可說是“嬌”的扭曲表現。還有一點那就是——若他們置身於一種循環往復的秩序中，而“秩序”對他們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較周到的人文關懷的話，那麽，他們或者漸漸地要求自己適應那秩序，全無要求改變那秩序的主動意識，於是身上又表現出類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種極端，企圖以死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