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與漢賦

魯迅曾言：“先秦文章，幾乎只有李斯的可讀。”

此言基本符合事實。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的指示，但主意是李斯給他出的。李斯只建議焚書，這建議遭到了群儒的一致抵制。秦始皇幹脆一不做二不休，連“儒”們也一並“坑”掉。“儒”們並非皆孔子學說的傳人、信徒，泛指宣揚各種“主義”的所有文人，包括反對儒家學說的文人。秦始皇之所以要全“焚”全“坑”，乃因不允許王道之外居然還存在任何“主義”。那一次蓄謀的殺害，若說身為宰相的李斯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肯定的，他不但知情，而且參與了蓄謀，使之更加周密。所以，李斯是“焚書坑儒”的同案犯、幫兇。

秦始皇和李斯君臣，采取的是“文化虛無主義”統治策略。他們將之前的文化全都“虛”掉了之後，卻提出更進步的文化主張來，所以秦朝只剩下了王道和李斯一個人所代表的“文化”——闡述王道有理的“李斯文”——又所以，魯迅也只能從史籍中發現幾篇“李斯文”——“只有李斯的文章可讀。”不是說他的文章多麽好，別人的文章都不好，而是說幾乎沒有別人的文章留存下來。

秦只統治了兩代，李斯還被秦二世殺了——秦朝的短命，不見得就是由於“文化虛無主義”，也不見得就是由於二世祖的驕奢荒淫；歷史上比秦朝更糟糕的朝代很多，卻都能統治較長時期。比起來，秦朝並非最暴政的一個朝代。

秦的滅亡，說到底是因為修長城，幹了一件超出經濟實力的事。太過勞民傷財，將經濟搞垮了。以權衡利弊來說，修長城與休養民生，孰急孰緩，孰輕孰重，沒掂量對。“天”可視民為“芻狗”，皇不可。皇也視民為“芻狗”，亡得自然快。但，秦的速亡，確實也給人一種“文化報應”似的因果想象。

與秦相比，漢明智得多了。

漢的明智首先在於，意識到了農民生活的穩定對於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不但意識到了，還采取了一系列發展農業、減輕賦稅、釋放奴婢等良性的統治策略。

重視農民的生活改善就是重視人民生活。

發展農業就是大力發展國家基礎經濟。

並且，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朝臣，提出了“獨尊儒學”的文化主張。“獨尊”固然有文化專制的意味，但比之於秦的“文化虛無”畢竟是種進步，何況孔子的思想主體是主張文明的。

由於出現了繁榮景象，樂府也就是樂歌中，出現了此前民歌中少有的歡悅氣息。

漢賦中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幾分是由衷的。甚至，還出現了文學理論家——當時的理論，主要是對文人文學的灌輸——“文人之筆，勸善懲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

“文以載道”，由漢而大興，繼承的卻是春秋諸子的文論思想。

漢的散文多是政論之文。大國崛起，希望以一己主張貢獻長治久安思想的文人，自然不甘寂寞。

漢的辭賦，包括司馬相如的作品在內，多是宮廷所好之題材，有修辭方面的魅力，無關注現實的佳篇。

總而言之，西漢也罷，東漢也罷，兩漢合並論之，最有光彩的還是《史記》和樂府中所收集的民歌部分。

掃描漢時文學，最大之心得是，誠如胡適所言，那時的散文，包括某些辭賦中的語句，確實已很“白”，“白”得幾近於現代文——這一真相，直至胡適道出才被許多國人不得已地承認，仿佛道破歷史真相這等事，乃是由時代來選人的，或可曰人與時代的天緣。

魏晉南北朝時的文學，比之於漢朝，有了全面的大踏步的發展——漢時有了《孔雀東南飛》，魏時有了《木蘭詩》這樣的長篇敘事詩，同時民歌、民間故事發揚光大；阮籍、嵇康、左思、劉琨、陶淵明、劉勰們的出現，也使當時文學光彩有加。

沒有漢民歌繼春秋之後生命力的復興，焉有後來唐詩的繁榮在焉？

沒有漢民間故事的示範，焉有唐傳奇小說之種乎？

沒有阮籍、嵇康、陶淵明們，焉有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們？

漢文學現象，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學的詩性特征基因形成之現象。而促進此種基因形成的主要條件，說到底是民歌。

民歌，民歌，它是全人類文學的母體！從中國文學史的發展經絡看，這一規律尤其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