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與“士大夫精神”

20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學界探討西方“貴族精神”者漸多。在西方，“貴族精神”是有專指性的——第一須是有貴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國家義務方面是恪守責無旁貸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面是能遵循貴族教養的人。

而在當時的中國，“貴族精神”每被反解為“精神貴族”；“精神貴族”又每被狹釋為“文化貴族”，而一個被視為“文化貴族”的人，對於民間則必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甚至會是一個討厭的人。

在西方，貴族人物是否具有貴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條而論，第三條屬於小節，並不求全責備。

在中國，被學界奉為“精神貴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嚴格地說是詩人），如李白、陶淵明、“竹林七賢”。

為什麽會有這種差別呢？

乃因——在大多數封建歷史時期，大多數的未入仕的文人，實際生活境遇並不太好。最低的時期，地位排在娼的後邊，僅在丐的前邊。所以，古代的中國文人從不曾有過什麽貴族精神，想要為國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見，一廂情願而已，便只能在文化上自標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獨行，以證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點兒“文化貴族”範兒的，因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貴族一樣，獲得著皇家的恩賜的“津貼”。

俄法戰爭中，兩國都陣亡了許多貴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戰”中，俄德兩國的軍中貴族子弟也犧牲多多；“二戰”中，蘇、英兩國的前線指揮官中，貴族人物也不少。英軍中多於蘇軍中。本應蘇軍中更多的，但戰前被殺者眾，剩下的反而少於英軍了。

中國文人階層，總體上缺少為國家出生入死的歷練，陽剛之氣只能體現於詩文，也就從基因上難有西方所言的“貴族精神”。

據史家言，春秋時，各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沖鋒陷陣為勇，尚勇成風。

那算不算“貴族精神”呢？

竊以為，即使算，也與西方的貴族精神不是一個概念。

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戰前患病，身體虛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線的，但他堅持帶病參戰——這是貴族精神的體現；他參加的不是征服戰而是國家自衛戰。

彼埃爾男爵，因為近視，沒被批準入伍。但他尋找到了一支槍，在法軍進入莫斯科後，打算進行一個人的抵抗戰爭。他甚至有機會瞄準了拿破侖，可一槍斃其命。卻沒扣扳機，感到了暗殺者的羞恥——這也是貴族精神的體現。

法軍大敗，許多士兵在嚴寒之季逃陷於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侖給庫圖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憐憫我的士兵。”庫圖索夫對送信的法國下級軍官說：“請你們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辦。”遂下令，不許屠殺法軍，對他們要盡量救助，放他們回國……

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時，年輕的法國侯爵拉法耶特不顧法國國王的禁令與英國的威脅，男扮女裝，秘密赴美，以志願者身份參戰……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裏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只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面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系中，則僅以志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

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麽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麽做；寧肯那麽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裏疼著皇上的疼。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