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第4/4頁）

紅軍的遊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線，根據地的流動性，根據地建設工作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遊擊性和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根據地還是遊擊區。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為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中遊擊性和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幾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已經存在。從第三次反“圍剿”後至第五次反“圍剿”為第三個階段，遊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錯誤地否認小遊擊和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遊擊和大流動。[41]

所以，毛澤東後來曾提出，福建事變爆發後，“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42]而對反“圍剿”中期由共產國際代表及軍事顧問提出的進軍湖南計劃[43]也予以肯定，強調：“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44]

放棄經營數年的中央蘇區，集中兵力直搗敵之後方，這樣的作戰計劃確實需要極高的想象力和極大的決心，它充分體現著毛澤東不羈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異的謀略，和其一貫的軍事方針是相吻合的。但是，對於包括共產國際在內的軍事、政治決策者而言，在對前景還沒有完全絕望，又有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美好回憶背景下，確實不太可能一開始就直面這樣一個破釜沉舟的設想。當時年輕的中共領導人很難承受由此帶來的巨大風險，作出這種非常規的抉擇，任何的閃失都有可能意味著需要承擔嚴峻的政治後果，其中的壓力，不是已經看到結果而又無須承擔責任的我輩所可想象的。何況，以紅軍的現有力量，挺進到國民黨政權的縱深區域，在一個不具有群眾基礎、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區作戰，風險也相當巨大。畢竟，毛澤東的根據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對方薄弱環節這一基礎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當時選擇在中央蘇區展開反“圍剿”作戰確也不應感到意外。關鍵在於，在毛澤東看來，留在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事實上也就意味著第五次“圍剿”的不能被打破，而離開蘇區進行外線的運動戰，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無奈選擇。只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剛剛開始時，雖然人們普遍已經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嚴峻考驗，但大部分人仍不會輕易認同這一估計。[45]畢竟，“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46]

當毛澤東肯定外線作戰的思想時，他實際是把運動戰的思路放到全國這樣一個大的棋盤上作出重新的定位，這可以說是深得運動戰之精髓，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雖堅持運動戰的原則，但限於蘇區內部的運動戰由於毛澤東所說的“遊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事實上難以發揮其曾經有過的威力。不過，正如遵義會議決議談到的：“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47]在內線利用敵人前進實施突擊以消滅敵人畢竟是當時條件下運動戰的兩種形式之一，這一形式在當時的代表就是“短促突擊”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