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第2/4頁）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都貫串著運動戰的思想。1933年8月，項英明確警示閩浙贛蘇區領導人：“運動戰是內戰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學習。”[8]10月，中共中央致函閩浙贛省委，嚴厲批評單純防禦的思想，強調：“消極的堵防的政策，不論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軍事上，在部隊數量暫時我們還比敵人小得多的時候，分兵把口，實際上就是使我們在敵人的殘酷的集中兵力的進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指出：“最好的鞏固蘇區的辦法，就是積極的開展深入白區的遊擊戰爭，發展與擴大蘇區”。[9]共產國際對運動戰原則也反復強調。早在1933年3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指示軍事方針時明確談道：
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裏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遊擊鬥爭方法。[10]
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發表文章闡述紅軍的作戰方針：“假使要犧牲很多的戰士時，紅軍絕不固守一個地方。紅軍避免與集中的大部敵人接觸，引誘一部分敵人到蘇區內來創造進行決戰的勝利環境，而敵人則不得不在惡劣的環境下作戰……紅軍還用遊擊戰爭與革命農民對政府軍隊士兵的影響來削弱和動搖敵人。紅軍在分散敵人的集中後，從側面及後面攻擊孤立的隊伍，各個擊破，消滅敵人。”[11]1933年8月，中央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刊發該文。9月和次年2月，共產國際又兩電中共中央，強調運動戰的作戰方針：“中央蘇區的主力不應參與陣地戰，它們應該進行運動戰，從兩翼實行夾擊。中央蘇區要有預備力量，以對付任何突然襲擊。”[12]“我軍常在運動戰中而不是突破敵人設防地區的戰鬥中取得很大勝利。應該充分利用我軍的主要優勢，即它機動作戰和從翼側突然進攻敵人的能力，而遊擊隊同時從後方進攻敵人。”[13]共產國際的這些意見，起碼在理論上統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戰理念，李德回憶：“至於陣地戰，不管是什麽形式都不合適，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完全清楚的。”[14]蘇區軍政領導人普遍認為：“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15]“要反對濫做支點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16]中共的這種作戰方式，其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談道：“現在我們打土匪，真面目的陣地戰很少，而隨時遭遇的遊擊戰特別多。”[17]
遊擊戰在各級、各地的有關指示中多次被提及。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紅四方面軍信中指出“極大的注意開展遊擊戰爭，創造新的遊擊區域，是主力紅軍在決定勝負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18]中共領導人博古在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經驗教訓的總結中也不忘強調：
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目的的配合紅軍作戰，尤其沒有在敵人的後方側面發動新的遊擊區域，使敵人在四面受敵的形勢中。譬如說，在北方戰線上東黃陂戰役的時候，我們能夠在豐城東鄉一帶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那我們的勝利，不定更要比現在大得多。[19]
11月，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要求：“應在敵人後方要道，發展井岡山時代遊擊襲擊的精神、第四次戰役的挺進成績，來配合作戰以及轉變戰局。”[20]同月，中共粵贛省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強調在粵贛省普遍開展遊擊戰爭的重要性，同時批評各地不重視遊擊戰爭的傾向：“分兵把口還是普遍的存在著（在尋安信）。因此，更不能抓緊許多便利的條件，靈活的、廣泛的在敵人側後發展遊擊戰爭，創造遊擊區域。”[21]1934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就開展遊擊隊工作發出訓令，指出“遊擊戰爭的開展，是主力紅軍在決定勝負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要求“對任何忽視遊擊隊工作的傾向，堅決進行鬥爭”。[22]4月，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各級黨和蘇維埃，“我們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隊，發展廣大的遊擊戰爭”。[23]以蘇區中央局名義發表的社論也指出：“在敵人的堡壘政策面前，發展遊擊戰爭，可以使敵人力量很大的分散與削弱，使主力紅軍的戰鬥得到更便利的條件。”[24]
值得注意的是，對當時的中共中央有著重要影響的王明在這一問題上認識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全會發言談道，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機械地了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25]本著這一思路，他強調，打破蔣介石新一輪“圍剿”的主要辦法應是“把中央蘇區的紅軍和遊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及遊擊隊在蔣軍後方和兩翼方面實行廣大的遊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26]指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堅（艱）苦鬥爭，六次‘圍剿’，雖然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殘酷鬥爭的嚴重的步驟，然而它不僅不是最後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並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鬥爭。”[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