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第2/14頁）

更重要的，此時展開“剿共”軍事對蔣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形勢大有裨益。拘禁胡漢民後，蔣介石因逾越常軌，遭到各方懷疑、指責，政治上十分被動，急需制造事端，轉移視線，如粵方發動後他在日記中所寫：“此次粵變之來，其禍因當不能避免，但胡事發生後，如果即親往江西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266]循著這一思路，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在其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的確，當時國民黨內能夠使各方無法反對的即為“剿共”，因此，當蔣出現在“剿共”戰場時，粵方很難在其與中共作戰時貿然北進，這等於蔣已經在政治上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所以此時發動“圍剿”戰爭，成為蔣介石應付各方攻擊的擋箭牌，在蔣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對於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而言，國民黨內部爭鬥的走向和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對此自然會保持高度關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反“圍剿”準備的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267]6月底，毛澤東在解釋為什麽要將主力移向閩西開展群眾工作時指出了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系：

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擬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並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於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268]

這是說的不去觸動兩廣這一方面，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既不許，整個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東方是好區域。”[269]避免威脅長江太甚，當然指的是盡可能不去觸動蔣介石，這和前述總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觸動兩廣，甚至希望避免與南京正面相向，這種很容易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策略，實乃洞悉局勢的高明之舉。

只是，在當時的國共對壘中，中共畢竟是處於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出牌的主動權握在蔣介石手裏，而在蔣看來，中共乃是國內政爭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麽牌，並不會以中共的動向為轉移。出於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計，蔣介石在前一次“圍剿”失敗後一個月迅速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一對蔣而言主要是基於政治算計的決策，意外地卻誤打誤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經驗畢竟還欠豐富的中共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在軍事上一度造成國民黨方面有利的局面，後來毛澤東客觀反省道：“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麽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麽快……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270]這應該是坦率而負責的總結。

由於中共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形成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面。紅軍主力當時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辟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爭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於開放狀態，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現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不得不繞道閩西南地區。

對紅軍主力此時滯留閩西北，國民黨方面相當清楚，6月20日蔣已明確紅軍主力“向贛東閩北轉移”。[271]7月2日，陳誠報告蔣介石黎川一帶紅軍主力“有竄建寧、寧化之虞”。[272]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陳誠的第十八軍及第六師等精銳部隊放在這一方向，蔣本人也在此路親自督陣。10日，紅軍主力從福建建寧出發，繞道閩西地區千裏回師贛西南老根據地。對紅軍的動向，國民黨方面有相當掌握。7月11日，蔣介石日記載：“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擊破一點，以搖動全局也。”[273]此所謂右翼，指的是相對南豐、南城、廣昌左翼一線的吉安、富田、東固一線，這確實是中共主力準備集結的方向，證明國民黨方面的情報不是空穴來風。對於正在於都一帶隱蔽待機的紅軍主力，國民黨方面這時也有覺察，當時蔣的日記記下了其對紅軍動向的準確了解，7月28日日記明確寫道：“知第六師已克黃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東固，則其所謂老巢者，皆已為我占領，惟其主力尚未擊破，仍麇集於平安寨、馬鞍石一帶，乃必設法擊破之。”[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