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

無論是毛澤東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動派之間的空隙而長期存在和發展”，還是陳誠說的“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發展中的地域因素。確實，一個正在成長當中、尚處弱勢的政治力量，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發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蘇區的生存發展之路，離不開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蘇區生成的過程中，恰逢國民黨內部先後展開蔣桂、蔣馮及中原大戰，南京中央對遠在贛閩邊界的中共武裝幾無余力顧及，只能依靠地方部隊盡力遏制紅軍的迅速發展，這是中央蘇區初期得以迅速成長的最重要外部條件。中原大戰結束後，南京中央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全面“進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先後擊敗國民黨的數次“圍剿”，顯示了紅軍靈活機動戰術的威力，而在這期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及贛南、閩西獨特的地緣政治也對“圍剿”和反“圍剿”進程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國民黨軍先後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兩次“圍剿”，均遭失敗。連續兩次敗績，使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面對眼前的對手。1931年6月22日，蔣介石親到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信重將領也首次出現於“剿”共戰場。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則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6月下旬，蔣介石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地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確定為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路進擊軍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261]7月初，何應欽和陳銘樞部分別從南豐、吉安出發，采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與國民黨方面積極準備相比，紅軍方面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判斷：“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的可能。”[262]6月22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已箭在弦上時，總前委一方面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方面又認為：

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因此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只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只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263]

顯然，紅軍對國民黨軍會如此之快發動第三次“圍剿”缺乏充分估計，之所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面短期內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寧粵間爆發沖突的可能，判斷此一形勢勢必影響到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沖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面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面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粵方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內政爭有向武力沖突演化的趨勢。寧粵沖突發生後，由於有此前國民黨內爭予紅軍發展良機的先例，相當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對蔣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慣於在國內政爭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同時，軍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緊準備對江西蘇區的圍攻。蔣介石此舉，初初看來，似涉行險，但細細分析，卻有一石數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中共的“圍剿”，又可防範兩廣部隊北進，還可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中共方面注意到，蔣介石計劃在消滅紅軍後，“乘勝南進，攻打廣東，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我們繳獲敵軍絕密命令和很多贛南、廣東東北部軍事地圖，證明進剿軍確曾有此意圖”。[264]陳銘樞也回憶，他從兩廣出走經日本再到南京後，蔣介石告訴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