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爭 四 義康失勢

拓跋燾結束了十六國紛爭的局面，一百多年來，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領拉上幾支騎兵就可以割據、稱帝甚至稱霸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與以往石趙和前秦的兩次統一局面相比，北魏的這次統一要穩固長久得多，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為什麽雄踞中原的最終霸主，會是這支起於漠北、弱小且落後，一開始並不被眾多勢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時”。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這個國號時，就有了志吞天下的決心。從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燾，三代帝王，綜合素質未必比石勒、苻堅、慕容垂等人強，但其平均素質絕對高於十六國中間的大部分君主。首領素質的均衡性與一貫性，是北方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齊等同時期的朝代，也都遠遠達不到這一點。這裏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時也得歸功於比較合理的北魏儲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經歷過戰場的洗禮，也經受過政治的考驗。“子貴母死”的制度，則更保證了皇室的權威性。有了優秀的君主，戰略方針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傳承下去，而不至於半途而廢。從北魏建國到統一北方的五十年裏，我們可以看到，北魏的擴張具有很明顯的階段性和漸進性。這個馬背上的部族並不像赫連勃勃那樣只知用騎兵進行沖殺和遊擊，而是一步一個腳印，一邊在戰場上取得土地，一邊在戰場下鞏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時代主要對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項新的戰果，這種時間間隔是相當合適的，既給了己方鞏固消化的時間，也沒有給敵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機。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顧，賺了不少便宜，比如參合陂之戰中黃河突然封凍，生擒赫連昌的戰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風大作，等等。歷史的進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關鍵時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變其軌跡。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發祥地位於偏僻的漠北，經濟文化落後，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劣勢。然而事實證明，地理上的條件恰恰是導致拓跋氏脫穎而出的一個優勢。這一地區的周邊多為鮮卑、高車等原始遊牧部落，並不比拓跋氏先進和強大，北魏在發展壯大的軍事過程中，得以先易後難，先弱後強，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敗，還大量地掠奪了各種資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與後燕的沖突，源於馬匹資源的矛盾，經過長期征戰，中原地區的馬匹數量已經大幅度減少，慕容寶等人索馬的要求，反映出當時燕國戰馬數量的不足和素質的低下，在馬匹決定勝敗的騎兵對戰中，兵強馬壯的北魏可以說是占盡了優勢，不僅遠遠超過戰馬稀缺的南方鄰國，也勝過遊牧為生的北方勁敵柔然。各割據勢力與他們對抗，唯一能夠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斷強大後，也不再成為阻擋魏軍取勝的障礙。

當然勝利也離不了“人和”。北魏剛剛興起時的組織結構十分原始，其實也給了那些受過“先進文化教育”的漢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間。拓跋鮮卑的文化素養並不高，但其首領是比較有見識的，他們認識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夠統治中原，對於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倍至。在收服割據勢力的兼並戰爭中，他們也就不斷得到附近的漢族士人的支持和歸順。北魏又十分注意網羅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見，無論少長，都由皇帝親自接見，詳細交談，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據具體情況錄用。這些有識之士面對北魏幾乎白紙一片的規章制度，既能引入漢人成功的統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漢人失敗的教訓，從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傳統制度更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燾時代，漢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當重要，北魏的統治階層形成了鮮卑貴族與漢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將以擅長騎射的鮮卑人為主，比如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等猛將，而文官則多以漢族士大夫為主，比如崔宏、崔浩、張袞、劉潔等名士，猛將名士如雲，加上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統帥，組成的隊伍自然戰無不勝。

拓跋燾的勝利對於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個刺激。劉宋立國之初，對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們一方面接受北燕、北涼等小國的稱藩，甚至與夏國訂立盟約，企圖以此來牽制逐漸強大的北魏。北方越亂，南方的統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燾出擊各國、無暇南顧的十幾年間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燾結束紛爭，終有機會再次南下時，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將好夢到頭了。

檀道濟死後，劉湛在朝中的勢力漸大。司徒右長史劉斌是劉湛的宗親，被劉義康擢升為左長史。劉義康又先後提拔了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諛諂媚之徒。劉義康權傾朝野，劉湛自以為有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來越顯得放肆，私下裏多次與劉斌等人說：“當今皇上一旦駕崩，就應該繼立成年的皇室成員作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