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爭 二 自毀長城

北魏滅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國卻死了一位重量級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後一位見證人——檀道濟。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勞無功，宋文帝劉義隆本已非常郁悶，不想這時宋國又出現了人才的斷档。前面說過，他的荊州親信王華、王曇首，以及王曇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統治的得力助手，擔任侍中一級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錄尚書，是最主要的輔政大臣。

可是這幾位的年紀本來就比宋文帝要大出兩三輪，活得又都不長。王華和王曇首四十來歲就去世了，還沒趕上看到宋軍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幾年，也是終日提心吊膽，常以徐羨之、謝晦等人為前車之鑒。王弘兄弟身居權要，王弘這個人又性情狹隘，沒什麽氣度，朝中大臣對他們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祿大夫範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頭腦，私下裏提醒王弘說：“天下之事重大，權要之位難居。你兄弟二人太顯擺了，不好，不如表現得謙恭退讓一點。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應該將他征召入朝，共輔朝政。”

王弘深以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間大旱、自己身體不佳為借口，請求辭職，並將權力轉交給彭城王。宋文帝起初還不肯，後來見王弘的確疾病纏身，也就松了口，於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將王弘的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的職務全部轉授給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這位彭城王，就是劉裕的第四個兒子劉義康。劉義康比宋文帝劉義隆小兩歲，自小就十分聰慧，更讓人佩服的是，此人博聞強記，凡事過目不忘。劉裕很喜歡這個兒子，宋王的治所在壽陽，入建康受禪時，他就把劉義康留在壽陽鎮守。劉裕若能再多活幾歲，改立劉義康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現在王弘推薦他還朝輔政，劉義隆也表示贊同，這都是看中了他超強的處事才能。

劉義康入朝為政後，表現果然不讓人失望，史載他“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可以說是朝中大小事務，皆決於他。王弘也樂得退居二線，把事情委托給他，避開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運氣”也不錯，死的時間“選”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為參與那起廢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終的一位。

王弘死後，劉義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劉湛兩位了。劉裕時期，手下是猛將如雲；劉義隆前期，手下猛將是數不出來了，但文臣還是有那麽些的。到了這時候，被殺的被殺，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識之士，真是少得可憐。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為尚書仆射，劉湛在外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請求征召劉湛入朝。不久，劉湛也被任命為尚書仆射。

劉湛博覽群書，自比管仲、諸葛亮，還沒當官時就以才氣聞名，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當地政府的征召，簡直比當初的諸葛亮架子還要大。直到劉裕當了太尉，征他出來當自己身邊的參軍，他才勉強出山。不過，他出山以後的表現證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諸葛亮，而且連“小諸葛”之類的美稱都不配，完全是個眼高手低的人。

其實那個年代眼高手低、目中無人的人還真是不少，而且多為士族之後，這可能源自東晉以來文人放蕩不羈，思想自由的一種潮流吧。元嘉年間被劉義隆征召為官的謝靈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應該說，從文學修為的角度來看，謝靈運的確是一個大家，他開創山水詩派，自成一家。他的詩歌意境頗似陶淵明，咋讀起來，都是隱士的風格，所不同者，一為山水隱，一為田園隱。然而，陶淵明一生的所作所為，稱得上是真正的大隱，其不與濁世同流合汙的氣概，為後人所稱道。謝靈運的詩歌雖然輕靈自然，卻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詩背後現實中的謝靈運，是個一心想要大展宏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趨利小人。他與劉義真結交，目的就是想幫助他奪權篡位。宋文帝欣賞他的文采，讓他做秘書監，整理藏書，又命他編撰《晉書》（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的那本《晉書》），這也算是人盡其材了。可這個謝靈運卻一個勁地想著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給他的任務，也看不起宋文帝親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忿忿不平，整日裏要麽請假不上班，要麽消極怠工。結果，《晉書》沒寫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這種人，還是自己回家逍遙自在去吧，於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職。謝靈運便上表，告病還鄉。回鄉之後，他依然故我，終日遊山玩水，留了不少詩，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與有司發生沖突，興兵拒捕，犯了死罪，劉義康堅決要殺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廣州。其後又有人告發他在廣州參與謀反，這才被宋文帝下詔斬首。詩才橫溢的大文豪，卻因為過於猖狂，終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