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制與人口（第3/6頁）

至18世紀，與一夫多妻制密切聯系的是一個更為普遍的政治問題：國家的人口狀況。人口的關切一直對於性習俗的思考具有普遍影響。在中世紀鼎盛期，人口壓力使得神學家去論證童貞高於婚姻，即使上帝命令亞當與夏娃“生養眾多”（《創世記》，1.28）。16世紀晚期與17世紀早期日益嚴重的人口過剩，同樣促使人們更加反對淫亂之舉，正如我們在上面章節中所見到的。相似的聯系從19世紀早期開始再一次出現，人們當時接受了馬爾薩斯的觀念，這造成他們重新開始擔憂人口過剩的危險，這反過來又導致性約束進一步強化。只有在20世紀晚期，大規模避孕出現了，性觀念與人口之間的緊密關聯才被切斷。

在這整個故事之中，1650年至1800年構成了一個分水嶺。正是在這一階段，我們所知的社會科學誕生了，而人口學的思考（此前這方面的思考則含糊與專門得多）第一次對於社會與政府的性觀念具有了核心意義。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之一是一種被稱為“政治算術”的人口統計新方法。“算術”乃是這種新方法的簡稱，它要求科學地搜集與處理大量有關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財產、社會結構等方面的數據。這一做法是“政治的”，乃因其最終目的在於促進國家的繁榮。這場人口學觀念的革命發生之時，正值人口與經濟的發展減緩，不過也處在持續戰爭、經濟競爭與帝國擴張的時期。它的影響巨大，從今往後，任何社會問題都得經過這樣的計算。這正是一夫多妻制在當時備受關注的最後一個原因。

政治算術最重要的後果即是建立起一種觀念，一個國家的力量首先靠的是其居民的數量——正如佩利所言：“人口衰退乃是一個國家所遭受的最大罪惡，而增加人口則應當被所有國家視為高於其他一切政治意圖的首要目標。”最重要的關切因而也就是盡量提高出生率，找出何種婚姻與兩性的安排最能促進此點。像許多繁榮的天主教國家那樣提倡獨身，像突厥人那樣容忍賣淫、允許離婚或鼓勵多妻制，其後果如何？這些習俗有哪一個給別的國家帶來了好處？

大多數主流評論者的觀點都是否定的。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一種傳統，論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任何方面都要優於其他的兩性實踐（其新教的、英國的樣態又是最優越的）。如今，人口學又為這一論證添磚加瓦。偷情、通奸、獨身與賣淫都被認為會折損人口，這些行為的生育力更低，其後代相較而言可能更不健康、更少關愛。正如1700年一本流行的論著所言，舉世皆知“路走多了就變得貧瘠，長不出東西”，同樣地，“奸夫淫婦的後代很少活得長”。人們也普遍認同，多配偶的婚姻並不利於人口蕃息，因為這會讓女性資源短缺，並且這也給不幸的丈夫造成了難以承受的壓力。“因為一夫多妻制弄垮了父親，”一位愛國者論述道，“所以這自然會造成其後代孱弱，並阻礙人類的繁育。”

人們對於人口的日益關切，也激發出一些全新的實踐。隨著挽救每一個生命的意願越來越強烈，18世紀中期旨在關愛勞動階級之健康與生育的慈善機構大量湧現——發端於1741年成立的倫敦育嬰堂，其目的是收養私生子與其他棄嬰。這一觀念其實並不新鮮，但此前一直被英國人基於道德理由而拒絕。它之所以能在18世紀30年代與40年代得到接受，很大程度上在於政治算術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種新思維方式也強化了人們對於誘奸之流行與婚姻之衰落的擔憂。許多評論者擔憂《婚姻法》會削弱婚姻，並累及人口，因為其規定人們得舉行昂貴而累贅的教堂婚禮，而不是便宜、快速、私人的婚禮，而後者早已流行於貧民之中。1750年一位政治算術家即呼籲道：“我們應當鼓勵此一階級的人群結婚與生育，所有的阻礙應當通過立法盡可能去除。”這部法律很不恰當地照顧了富裕階層，而犧牲了公共利益，貝德福德公爵在1765年論述道：“為了保護千百人，它毀掉了億萬人。”

由此，並且是為了與其他古典與現代文化競爭，鼓勵結婚與生育的措施得到了廣泛的提倡。在1695年至1706年間，英國與法國之戰爭的部分財政來源就是對所有沒有孩子的鰥夫與二十五歲以上的單身漢征稅，按照地位的差異分為不同等級。例如，一個未婚公爵每年是十二鎊，一個主教每年是五鎊，而一個工人則是一先令。整個18世紀還存在許多更激烈的提議，例如向單身漢征稅，禁止他們擔任公職，或者施加其他壓力讓他們履行成為丈夫與父親的公共義務。單身男子應被嚴懲，約西亞·塔克論述道，尤其是那些最有錢的，因為“他們這些人，做了很壞的示範，並且憑著自己的地位、財富、詭計與巧言，引誘那些未經世事的女子，讓她們最終淪為城市中的賣淫者”。1782年的一位牧師亦對此認同，“賣淫這個惡魔，快速地肆掠大地，減損著人口”，因此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生命被毀掉，婚姻被阻止，生育被妨害，其為害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