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教養（第3/5頁）

這種思維方式在女權主義者那裏尤為流行，她們將其發展為一種對於女性之教養的尖銳批判。凱瑟琳·麥考萊在1790年寫道，多數女性之所以陷於不貞，“是因為無知、偏見及其教導者的錯誤方法，而非由於其本性或機緣中的任何其他根源”。不應該教導女性變得無知與天真，在萬幸的情況下，這也會使她們茫然無措、孱弱無力，而在最壞的情況之下，則會將她們扭曲為愚笨而做作的狐狸精。不論在哪種情況下產生出的缺陷，實際上都會增加誘奸、失貞以及賣淫的風險。對於此種罪惡的真正克服之道，並非無休無止地約束女性，而是不再把她們培養成沒有頭腦的勾引對象。只有當男性與女性同等自由地發展其自然理性時，對兩性而言，真正的貞潔之風才會大行於世。這正是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女權論》一書的核心主題之一，也是很多此前及此後批評現代性別角色之虛假與不公的要義之所在。

因此，在18世紀下半葉，有關女性之性墮落的解釋各式各樣；不過，它們共同的傾向乃是將其歸咎於不良的社會風習，而非女性的內在欲望。盡管如此，此種新思維方式的現實影響卻頗為復雜多樣。

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也導致人們越來越相信，即使是墮落的女性也保有某些純真，她們的未來並不是注定黑暗的，她們也有可能重新融入社會。這一觀念顯然源自正統基督教之中有關個人罪惡與救贖的學說。它也同樣發揮了聖奧古斯丁的著名論述，即貞潔“並不是一種可以未經心靈之同意就可以被盜走的財富”。正如1757年一位公共作家所言：“不能自制並非總是不貞潔的證明。許多可憐的美人兒受到甜言蜜語的蠱惑，相信了虛假的承諾，陷於輕率的感情之中，縱然如此，她們依然保有著她們的貞潔，她們的心靈並未遭受玷汙。”“我的本性絕不像我的日常行為那樣墮落。”一名身陷囹圄的妓女在1773年如是說。她保留了德育的種子，她還沒有完全被剝奪“每一種溫柔的情感，每一種優雅的思想，每一種女性特有的良善品性。盡管我已讓它們沉寂休止，或者任由它們與那些更粗野的激情混合，然而我還沒有徹底拋棄它們”。

這種認為性的罪惡既可習得亦可革去的觀念，在18世紀後期與19世紀的慈善家那裏日漸流行（我們在下章會看見）。它也同樣迎合了女權主義者和其他一部分人的觀念，這些人認為墮落女人之道德與現實罪惡實質上是習俗使然。女人之所以淪落風塵，並非因為她們曾一時失足，而在於這個世界（尤其是其他女性）如此殘酷地排斥她們。沒有人會避開登徒子，瑪麗·羅賓遜聲稱，那些家夥情人可多著了——可是對大多數墮落的女子而言，命運是如此不公：

習俗，作為男人順從而可靠的朋友，她是多麽的無恥。

……

她束手旁觀。她應和著人類中一部分的感覺與思想，他們對其表示遺憾，但他們不打算調整她。而當她飛向女性的時候，他們不僅發出譴責，而且避之唯恐不及。

凱瑟琳·麥考萊則論道，此乃“一種陳腐而愚蠢的觀點”，

即認為女性貞潔的首要威脅在於一種腐化人格的極端力量。可是自然絕不會創造出這種脆弱的生靈。人類心靈乃由更高貴的質料所構建，絕不容易腐化。並且，女性即使經歷極為不良的環境與教育，她們也很少變得完全放縱，除非她們被另外一些惡毒而怨憤的女人拋入絕望的境地。

瑪麗·海斯也同意，正派女性對於妓女產生的“憤恨、鄙夷與恐懼”的感情無論多麽自然，仍然是錯誤的。即使最墮落的妓女，她們實質上也是“好色之徒”與“悲慘環境”的受害者。因此，每一個女人應當“反躬自省並自問，如果我的心靈與行為比那些不幸的姊妹更純潔，我難道不是更該心懷感激，而非沾沾自得嗎”？

不過，在另一方面，即便最具同情心的改革者也多半同意，持續的亂交會給女人的“性別與人性帶來恥辱”。更普遍的一種假定乃是，僅僅一次失足就無可挽回地玷汙了女性並毀滅了她的美德。威廉·佩利是18世紀晚期最有影響的道德家之一，他正是此種觀念的典型代表。他認為一個女人一旦受到誘騙，就立刻轉變為一個妓女：“正如一個女人的美德是得自於此，她貞潔的喪失也就意味著其道德原則的崩潰，我們得明了這一後果，不論這種罪惡的交媾是否被發覺。”甚至邊沁也認為，談論一個“姘婦”或“娼妓”被人引誘是不合邏輯的，這些女人已經沒有底線，甚至強暴她們也不一定是犯罪。簡言之，在18世紀，一方面是人們對於女性之純真的強調，以及將妓女視為受害者的同情視角；另一方面，一種蔑視下流女性的趨勢也持續存在著，甚至在某些方面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