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子登場（第3/4頁）

這些環境氛圍的轉變所導致的後果，可以從查理二世宮廷裏放浪的論調窺見一斑。作為其自覺逆反傳統價值的一部分，浪蕩子們發展出一種風氣，在其中恣意放縱被認為可以增強而非削弱陽剛之氣。當時人們對此的反應充滿了強烈的敵意，即便在那些國王最忠誠的支持者中間亦是如此。大多數早期的觀察家依據傳統的視角來審視它，即男性因缺乏自制而導致個體墮落，以及他們受制於最低賤的欲望。而這種認識又通過兩種觀念得到了強化，其一是人們對於上帝之怒的恐懼，其二是傳統思想中放蕩與暴政的內在聯系。即便是浪蕩子自身也認可性欲與墮落之間存在著這些聯系。盡管展現了男人性征服的種種冒險之舉，性放蕩的寫作卻特別鐘情於描寫女性的欲壑難填以及縱欲所導致的陽痿。下文是羅徹斯特伯爵想象出的一場對話，發生在查理二世的兩個情婦之間（“索多瑪”是一個名聲狼藉的倫敦社區，最後一行所提及的乃是克利夫蘭公爵夫人眾多情人中的另外兩個）：

克利夫蘭公爵夫人對密友奈特說道：

“我很願意享受陽具，我知道怎麽搞到那玩意。

我希望你能私下裏給我一些建議，

做愛既可無所顧忌，名聲也能保存完好。”

“夫人應該到索多瑪的酒館裏面，

那兒的侍者端著酒杯圍坐在爐火邊，

在那兒完全放開，您不會辜負一打陽具和一打美酒。”

“就這樣嗎？”公爵夫人說道，“唉，天啊！”這個娼婦說。

“幹脆給我後門的鑰匙，我寧可跟腳夫與車夫搞，

而不是被丘吉爾與傑明虐待。”

他同樣無情地描寫了國王本人與另一名情婦內爾·格溫：

他的王權與陽具一樣長，

而她可以一面擺動著一根，一面玩弄著另一根……

可憐的君王！他的陽具有如宮廷中的醜角，

因為能帶來愉悅，所以左右著他……

他跟一個又一個妓女滾作一團，

真是個開心的君主，可恥又可憐……

你得相信，只有時間才能告訴你

忙碌的苦命人兒內莉要費多大勁，

用她的手、指、口與大腿，

才能讓她喜歡的人達到高潮。

這種墮落行為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恐懼，擔憂其傳染到整個社會。正如另一位詩人對查理二世的批評：

你這個卑劣的榜樣毀掉了整座城市，

所有人都在嫖娼，不論是老爺還是鄉巴佬。

娶個老婆就是埋個私生子的禍根，

根本沒有婚生子，出來的全是孽種。

你和你的家族，盡是雜交的貨色，

我們再也不會見到一個純種的幼崽。

盡管存在著這種焦慮，但因為這種風氣的引領者是一撥身處高位之人，還因為其可免於懲罰，因此王政復辟時代的浪蕩之風，還是極大地提升了性放縱在社會上的聲譽。距離宮廷與首都很遠的地方，放蕩的理想被視為一種時尚而得到人們的辯護。正如17世紀60年代一名萊斯特郡的男子在強奸一名女仆並致其懷孕後，滿不在乎地為自己辯解道：“這可是當今的時尚……本地最上等的紳士如今都在自己屋子裏養著一個妓女。”

這種日益放縱的趨勢正是1688年以後移風易俗運動所針對的目標。

盡管這一運動實際上將精力集中於下層社會的罪惡，以及有關性自由的時髦論述，但它還是導致了人們對於男性縱欲態度的轉變。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見，18世紀早期，人們已經普遍相信性風俗的墮落如此流行，以至於試圖對個體進行教化已無法將其根除，更不用說靠強制力了。懲罰性罪犯如今看來，不過是一種表面緩解罷了。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某些個體選擇或墮入邪惡，而是男性，尤其是那些上層男性普遍缺乏道德。喬納森·斯威夫特在1709年寫道，那些人壓根兒就不怎麽考慮道德，以至於“任何一個……跟你說他去嫖娼或說他得了淋病時，其若無其事之態有如提到一則公共新聞”。幾年之後，《衛報》評論說，一個生活時尚的男人渴望貞潔已經“變得可笑”。雖然偷情者與誘奸者仍然受到罪惡感之折磨，但這種煩惱可以很容易克服。如今，在“時髦之士”中間，“羞恥感與愧疚感的約束已經因風紀大壞而土崩瓦解”。

此種悲觀主義早已存在於很多早期道德家的看法中，不過在18世紀前期，它又獲得了全新的力量。當時的語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性戒律的理論與實踐如今前所未有地嚴重崩壞了。除此之外，性放縱獲得了一種新的辯護理由，它瓦解了基督教的一種根本預設，即男人與女人根本上要為他們的道德行為承擔個體責任。作為對世界更具經驗化理解之一部分，思想的平衡開始從自由意志的傳統視角，傾斜到更重視自然與社會中非個人化與結構性的力量，後者似乎才真正驅使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人們各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