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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為止，我們探討了19世紀資本主義的回春期，認為它是一段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時期：許多政權不但生存下來，而且十分昌盛興隆。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點似乎是相當可信的。在經濟上，大蕭條那些年的陰影盡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紀最初10年陽光璀璨的擴張和繁榮。原先的政治體系不大知道如何應付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騷動、矢志革命的大規模勞工階級政黨，以及公民為了其他理由而發起的大規模動員，而今，它們似乎發現了頗具靈活性的辦法，可以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後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時代”，不僅是因為這些年是繁榮景氣的年份，對於有錢人來說，生活異常具有吸引力，對於最頂尖的富者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黃金歲月，也是因為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會為未來發愁，但並不真正害怕現在。他們的社會和政權，大致說來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地區卻顯然不是這樣。在這些地區，1880—1914年間，是一個經常可能發生、可能就要發生甚或真正已經發生革命的時代。雖然有些這樣的國家不久即將陷入世界大戰，可是對它們來說，1914年並不是一個突發的分水嶺，平靜、穩定和秩序的時代不是在這一年突然破裂、瓦解的。在某些國家，例如奧斯曼帝國，世界大戰本身只是若幹年以前便已開始的一連串軍事沖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國家，可能包括俄國但一定少不了奧匈帝國，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其國內政治問題無法解決的後果。而在另一些國家（中國、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戰爭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簡而言之，對地球上的廣大地區，即構成1908年列寧稱之為“世界政治火藥庫”的地區而言，[4] 就算沒有1914年這場大災難的幹擾，穩定、繁榮和自由進步也絕不可能繼續下去。相反，1917年後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穩定富裕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將會以某種方式被拖進全球性的革命動亂之中，而這種動亂會從這個互相依靠的單一世界體系的邊緣上展開。

資產階級的世紀，主要是以兩種方式造成其邊緣地區的不穩定：一種方式是逐漸破壞其經濟的古老結構和其社會的平衡；另一種方式是摧毀其固有政權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種方式的效應比較深遠，比較具有爆炸性。它說明了俄國和中國革命與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別。但是第二種卻更清楚可見。因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間的全球地震帶，主要便是涵蓋了那個龐大的古帝國區，其中有些帝國甚至可追溯到蒙昧遠古。這個地理區是由東方的中國延伸到奧匈帝國，再延伸到西邊的摩洛哥。

就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和帝國的標準來說，這些古老的政治結構是東倒西歪、陳舊過時的，而且如許多當時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所主張的，注定會消失。它們的崩潰和分裂，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環境，也為歐洲未來的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提供了土壤。在這些年間覆亡的帝國，是歷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勢力。中國雖然有時會陷於分裂，偶爾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 000年之久，它都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和文明中心。偉大的帝國科舉考試篩選出學者士紳作為中國的統治階級，這項制度定期舉行了1 000余年，只有偶爾的間斷。當科舉考試在1905年遭到廢除，帝國的末日也為期不遠了（事實上只有6年）。波斯在類似的一段時期也曾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和文化中心，不過它的命運起落更戲劇化。它比它偉大的敵手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穆斯林、蒙古人與土耳其人征服以後，又數次復活。奧斯曼帝國雖然年輕得多，卻是一連串遊牧征服者的最後一個，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 the Hun）的時代起，便由中亞乘騎出征，推翻並占領了東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突厥人相繼臣服。由於奧斯曼帝國首都設在君士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羅馬帝國的直系後裔，羅馬帝國的西面一半在公元5世紀已告崩潰，但是東面一半卻繼續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為止。雖然自17世紀末葉起，奧斯曼帝國已告式微，它卻仍擁有橫跨三洲的龐大疆域。再者，它的絕對統治者蘇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數穆斯林視為教主，因此也成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公元7世紀征伐者的傳人。上述三大帝國在6年之間，都轉型為西方資產階級式的君主立憲國或共和國。在世界史上，這6年顯然標志著一個重要時期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