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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西方交戰國，在戰爭期間，反戰情緒和對社會的不滿日漸壓制了群眾軍隊的愛國心，但卻未曾摧毀。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國革命對國際所造成的不尋常影響，我們必須牢牢記住：1914年心甘情願，甚至滿懷熱忱走上戰場的人，是受到愛國思想的感召。這種愛國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中，因為它帶有公民責任意識。這些軍人奔赴戰場，不是因為嗜好作戰、嗜好狂暴和英雄氣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種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義的無限制擴張，更不是因為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敵意。

正好相反。所有實行群眾民主政治的交戰國，其國內宣傳都說明了：它們所強調的不是光榮和征伐，而是“我們”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們”代表了對於“我們”所體現的自由和文明價值觀的致命威脅。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夠因戰爭而予以動員，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感到這場戰爭不只是一般的武裝格鬥，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世界將因“我們的”勝利而更好，而“我們的”國家，用勞合·喬治的話來說，將成為“適合英雄居住的國度”。因此，英國和法國政府聲稱它們是在維護民主和自由，抗禦君主權力、軍國主義和野蠻習性（“德國兵”），而德國政府則聲稱它是在維護秩序、法律和文化的價值觀，抗禦俄國的獨裁政體和野蠻習性。征伐和帝國擴張可以是殖民戰爭的宣傳素材，卻不是這場大沖突的宣傳素材，即使在幕後主宰各國的外交部也一樣。

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眾，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戰場，而非以戰士或冒險家的身份走上戰場。可是，這個事實恰恰足以說明在民主社會當中，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為，只有把國家目標視為自己的目標，才可以有效動員民眾。1914年時，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有這種想法，他們便是因此而動員。一直到為期三年無比慘烈的屠殺和俄國革命的例子出現，才讓他們認識到他們的想法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