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結語：邁向1848（第4/6頁）

上述種種，已足以給19世紀40年代的人們一種變革迫在眉睫的意識。但這還不足以解釋何以整個歐洲都感覺到一場社會革命已蓄勢待發。值得注意的是，變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並不限於已對其進行了詳盡表達的革命者，也不限於懼怕貧民群眾的統治階級。窮人自己也感受到變革即將來臨。人民中的識字階層曾表達了這種感覺。在1847年的饑荒期間，美國領事從阿姆斯特丹報告了途經荷蘭的德意志移民的情緒，他寫道：“所有消息靈通之人都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眼下的危機是如此深刻地交織在當前的事件之中，‘這’一定就是那場偉大革命的開始，那場他們認為遲早會瓦解現存事物與法則的偉大革命。”[7]

迫切感的根源在於舊社會留下的危機看來恰好與一次新社會的危機重合。回顧19世紀40年代，人們很容易把預見資本主義最終危機將近的社會主義者，視為一批錯把希望當作現實的夢想家。因為事實上接著發生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它最迅速而且無可抗拒的擴張時期。然而，在19世紀30和40年代，下列事實卻仍相當模糊：新經濟終將能夠克服它的困難，即那種隨著它以越來越革命的方式生產越來越大量的貨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被一種“靜止狀態”的前景所困擾：他們（不像18世紀或之後的那些理論家）相信，那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即將枯竭，而且這不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其捍衛者持兩種態度。那些即將成為高級財政和重工業首領的法國人（聖西門主義者），在19世紀30年代，對於工業社會贏得勝利的最佳路徑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仍無定見。像格裏利（Horace Greeley，“年輕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這樣的美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卻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建立了傅立葉主義的“法倫斯泰爾”，並在理論上闡釋了其優點。這些法倫斯泰爾類似以色列集體農業屯墾區（kibbutz），與今天被認定的“美國風格”十分不符。商人們自己都絕望了。於今回顧，我們可能無法理解，像布賴特（John Bright）和成功的蘭開夏棉紡主人那樣的教友派實業家，在他們擴張的最有生氣的階段當中，竟會為了廢除征稅一事，準備以一種普遍的政治封鎖將他們的國家投入動亂、饑餓和騷動之中。[8] 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間，對於有思想的資本家來說，工業發展所面臨的不僅是麻煩和損失，還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進一步擴張的障礙。

對於廣大的一般人民來說，問題甚至更加簡單。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在西歐和中歐的大城市和工廠地區，他們的狀況必然會將他們推向社會革命。他們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苦難世界裏的富人和權貴的仇恨，以及他們對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夢想，給了他們絕望的眼睛一個目標，即使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主要在英國和法國）看得到那個目標。利於進行集體活動的組織賦予他們力量。法國大革命的偉大覺醒教導他們，普通人不必對不公正逆來順受：“在此之前，這些國家處於蒙昧狀態，而其人民則認為國王是世間的上帝，他們一定會說，不管國王做什麽都是對的。經過現在這場變化，統治人民將會更困難了。”[9]

這就是遊蕩於歐洲的“共產主義幽靈”，這反映了對“無產階級”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影響了蘭開夏或法國北部的工廠主，也影響了農業德意志的政府文官、羅馬的僧侶和各地的教授。這是罪有應得的。因為，在1848年頭幾個月爆發的這場革命，並不僅是在它涉及動員了所有社會階層這一意義上才是一場社會革命。在中西歐的大城市，特別是首都當中，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勞動貧民起義。他們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僅是他們的力量，將把從意大利巴勒莫到俄國邊界的舊制度推倒在地。當塵埃在其廢墟上落定之時，人們發現，工人們（在法國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工人）正站立其上，他們不僅要求面包和就業，而且還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

當窮苦的勞動者奮起之時，歐洲舊制度的虛弱與無能，增加了富人和權貴世界的內在危機。對他們來說，這並不是個美妙的時刻。如果這些危機換個時間出現，或在允許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和平調整其爭端的體制下出現的話，他們導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紀俄國宮廷長年不斷的爭吵導致沙皇制度沒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國和比利時，農業家與企業家之間，及其各自的內部派別之間，都有大量的沖突存在。但是，顯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變革以有利於企業家的結果決定了權力問題；否則，只有冒險革命才能將政治現狀加以凍結，然而，革命卻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的。正因為如此，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企業家和農業保護主義者之間有關《谷物法》的尖銳鬥爭，居然能在憲章派的騷動中展開並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所有統治階級對抗普選威脅的團結性。在比利時，雖然自由主義者於1847年的選舉中戰勝天主教徒，使企業家脫離潛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經審慎判斷的選舉改革，一舉將選民增加了一倍（在400萬人口中，選民仍不足8萬人），多少消除了下層中產階級核心人士的不滿。因此比利時沒有爆發1848年革命，盡管以實際遭受的苦難而論，比利時（或者不如說佛蘭德斯）可能比除愛爾蘭之外的西歐地區都要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