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意識形態：宗教（第2/8頁）

通過盧梭信徒“對最高主宰的崇拜”（1794年的羅伯斯庇爾），通過建立在理性主義的脫離基督教基礎之上，仍保持著儀式與禮拜外殼的多種假宗教［聖西門主義者，以及孔德（Comte）的“人道宗教”］。革命後的數代法國人，屢次企圖創造一種相當於基督教道德規範的資產階級道德。最終，保持舊宗教禮拜外殼的企圖被放棄了，但並未放棄建立一種正式的世俗道德（基於諸如“團結友愛”等各種道德概念之上），特別是一種與教士職位相抗衡的世俗職位——學校教師。貧窮、無私的法國小學教師，以革命共和所倡導的羅馬道德教誨每個村落的學童，作為鄉村教區牧師的正式對抗者，他們直到第三共和國建立之後才贏得勝利，該共和國同時也解決了在社會革命的基礎之上，建立資產階級穩定性的政治問題，只是距離問題發生已有70年之久。雖然如此，但早在1792年孔多塞（Condorcet）的法律之中，就已出現了“小學教師”這個名稱。該法條中規定：“負責小學教育的人將被稱為小學教師（instituteur）。”之所以選用instituteur這個字，是為了呼應西塞羅（Cicero）和薩盧斯特（Sallust）所說的“建立共和”（instituere civitatem）和“建立共和道德”（instituere civitatem mores）。[4]

因此，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依然分為少數日益公開的自由思想家以及多數信仰新教、猶太教和天主教的虔誠信徒。但新的歷史發展是，在這兩派之中，自由思想派具有更無窮的活力與效能。雖然純就人數而言，宗教依然極為強大，並且，如後面將要談到的一樣，越來越強大，但是，它已不再是（用一種生物學的類比）顯性的，而是隱性的了。直至今日，在這個已被雙元革命改頭換面的世界之上，依然如此。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其大部分公民幾乎毫無疑義是某種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數是新教徒，但是，盡管他們做了種種努力企圖改變，其共和憲法在宗教問題上依然秉持不可知論的立場。毫無疑問，在本書所論時期，英國中產階級的新教虔信者，不論在數量和後勢發展上，都遠超過持不可知論的激進少數派，但是，在塑造其時代的實際制度方面，邊沁的影響要比威爾伯福斯大得多。

隨著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主要的政治和社會變革都世俗化了。這是世俗意識形態戰勝宗教意識形態的最明顯證據，也就是它的最重要成果。在16和17世紀，荷蘭和英國的革命出版物，仍以基督教、正教、教會分立論或異端的傳統語言進行討論爭辯。然而，在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意識形態當中，基督教第一次與歐洲的歷史不再相關。1789年的語言、符號和服裝，純粹是脫離基督教的，除了某些懷古民眾企圖在已死的無套褲漢英雄中，創造出類似於對舊時聖徒和殉教者的崇拜。事實上，革命的意識形態是羅馬式的。同時，這場革命的世俗主義，表明了自由中產階級令人注目的政治霸權，這個階級將其特有的意識形態形式，加諸一場更廣泛的群眾運動之上。如果說法國大革命的精神領導，有一丁點兒是來自實際上發動革命的平民大眾，那麽，我們無法想象革命意識形態中的傳統主義跡象，會像它實際所呈現的那麽少。[1]

資產階級的勝利，就這樣以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不可知論或世俗道德的意識形態，浸染了法國思想的特點，也就因此傳遞了下去。除了少數不重要的例外，特別是像聖西門主義者那樣的知識分子，或像裁縫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樣的復古基督教共產主義分子，19世紀新興的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其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是世俗主義的。潘恩的思想具體表達了小工匠和貧困技工的激進民主願望，其代表作《人權》（Rights of Man ，1791）一書使他一舉成名，而他以大眾語言撰寫的《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Reason ，1794），也同樣使他聲名遠播。該書首次指出：《聖經》並非上帝的語言。19世紀20年代的機械論，不僅繼承了歐文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而且也繼承了他的無信仰。在歐文主義崩潰很久之後，他們的“科學堂”仍在城市裏面廣布理性主義的宣傳運動。盡管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會主義，但是，在現代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如其所聲稱的一樣，是以18世紀的理性主義為基礎。

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更令人吃驚的是，絕大多數群眾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對成長於傳統基督教社會的群眾而言，當其自然的革命慣用語是一種反叛的（社會異端、千禧年論等等）語言之時，《聖經》就將成為一部具有高度煽動性的文件。但是，盛行於新興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的世俗主義，是建立在同樣新鮮而且更為根本的事實基礎之上，即新興無產階級的宗教冷漠。以現代的標準而言，在工業革命時期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和城市群眾，無疑是受到宗教的強烈影響。但以19世紀上半葉的標準來看，他們對有組織宗教的疏遠、無知和冷漠，則是史無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傾向的觀察者，都會同意這一點。1851年的英國宗教普查，也可證明這一點，不過當時人們會為此大感驚恐。群眾對宗教的疏遠，大多可歸因於傳統的國教教會完全無法掌握各種新式群體（大城市和新工業居民區）和無產階級，在他們的慣例和經歷之中，這兩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時，只有34%的謝菲爾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擁有教堂的居民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對一位農村教區牧師來說，他的困難在於他不知如何拯救一個工業城鎮，或扮演城市貧民窟的靈魂領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