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勞動貧民（第4/8頁）

在這些一般性的沖擊之外，還要加上特殊類型勞動貧民所面對的特殊災難。如我們所見，在工業革命初期，並沒有把所有勞工都推進機械化的工廠中。相反，在少數已機械化和大規模生產的地區周圍，增加了許多前工業革命的手工業者、某些種類的技術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勞工大軍，工業革命常常改善了他們的處境，特別是在勞動力長期短缺的戰爭期間。19世紀20和30年代，機器和市場的無情發展，開始把他們甩到一旁。在這樣的過程中，獨立人變成了依附者，人則變成了“人手”。在經常是極其苛刻的條件下，產生了許許多多喪失社會地位、貧困無告，以及忍饑挨餓的人群——手織工、網狀織物編織工等等——他們的處境甚至使多數鐵石心腸的經濟學家都感到恐懼。這些人並不是技術不熟練或愚昧無知的下等人。類似在19世紀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諾裏奇（Norwich）和鄧弗姆林（Dunfermline）織工，過去通過談判確定的“價目單”已變成廢紙片的倫敦家具制作工，已沉淪於血汗和工場泥淖、變成流浪無產者的歐洲大陸技術工人，以及已喪失其獨立性的手工業者等等，這些人都曾經是技術最熟練、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勞動人民的精英。[5] 他們不知道，他們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很自然，他們會尋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們會抗議。[6]

在物質上，新興的工業無產階級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時他們卻是不自由的，要在老板或監工的強力控制下，忍受極其嚴苛的紀律管束，他們得不到法律援助來對付老板監工，因為公共保護才剛剛起步。他們不得不在老板規定的鐘點和輪班時間工作，接受老板為了確保或增加利潤而施行的懲罰和罰款。在一些閉塞的地區和行業中，他們不得不在老板的商店裏購物，還常常得被迫領取實物工資（這樣可使厚顏無恥的雇主賺取更多利潤），或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裏。無疑，農村小夥子或許會認為這種生活比起他們的父輩，依賴性可能小一點，情況或許還要好一些；而且在歐洲大陸那種帶有強烈家長制傳統的行業裏，老板的專橫，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時提供的福利設施所抵消。但對自由人來說，進入這樣的工廠充當一個“人手”，無異於陷入一種奴隸狀態，因此除非快要餓死，否則他們都寧可避而遠之。即使進了工廠，他們在抵制嚴厲紀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頑強得多。所以工廠主人多半傾向於招收女工和童工。當然，在19世紀30和40年代的部分時間裏，即使是工廠裏的無產階級，他們的物質狀態也趨於惡化。

不管勞動貧民的實際狀況如何，毫無疑問的，他們當中每一個稍會思考的人——那些不接受窮人命該受苦受難、不相信命運無法改變的人——都認為：勞工是受到富人的剝削才變得窮困，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而窮人受苦就是因為富人受益。資產階級的社會機制，根本就是殘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的。《蘭開夏合作者》（Lancashire Cooperator）一書寫道：“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工人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是誰種植、飼養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飽的窮苦勞工。是誰建造了被不事勞動和不事生產的富人所占有的房屋、大廈和宮殿？是工人。是誰紡出了所有紗線和織出了所有布匹？是紡紗工和織布工。”然而，“勞工始終是窮人和赤貧者，而那些不幹活的卻是有錢人，並且擁有過分充足的財富”。[20] 而絕望的農村雇工（甚至到今天，黑人靈歌歌手還在重復吟唱著），說得雖沒那麽清晰，但也許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錢來買的話，

那麽富人可以活，窮人就該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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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運動對窮人的呼聲做了回應。我們不應把勞工運動和歷史上經常可見的集體反抗相混淆，後者所反對的只是難以忍受的苦難；甚至也不應與已成為勞工特有的罷工或其他鬥爭形式相混淆。勞工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之前。但19世紀勞工運動的新現象，是階級覺悟和階級抱負。“窮人”不再討好“富人”。一個特定的階級，勞工、工人或無產階級，面對著另一個階級，雇主或資本家。法國大革命賦予這個新興階級信心，工業革命則使它銘記經常動員的必要性。適當的生活，並不是偶爾的抗議便能實現的，那種抗議只能恢復早已穩定但暫時被打亂的社會平衡。它需要的是永遠保持警惕、加強組織並進行活動的“運動”——工會、互助會或合作社，以及工人階級學校、報刊或宣傳鼓動。但是，那種不斷翻新、快速更動而且幾乎吞噬他們的社會變革，促使勞工們以自身的經驗和要與壓迫者相抗衡的理想為基礎，從全面改造社會這個角度進行思考。合理的社會應當是合作的，而非競爭的；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會的永恒理想，而是一種長久而且切實可行的現存社會替代物。窮人總是把自由社會的理想置諸腦後，只有在個別情況下，他們才會考慮進行普遍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