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勞動貧民（第2/8頁）

另一方面，顯然有更多人面臨他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災難，遭受貧困和剝削，麇集於淒涼汙穢的貧民窟或正在擴大的小規模工業復合村，因而陷於道德淪喪。失去了傳統制度和行為指南之後，人們怎能不淪入以權宜之計臨時糊口的深淵呢？許多家庭在每周發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們的毛毯典當出去[1] ；而酒精則是擺脫曼徹斯特、裏爾或博裏納日（Borinage）等工業重鎮折磨的捷徑。酗酒大眾幾乎已成為輕率失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現象，“酒瘟”開始在全歐洲蔓延。[5] 也許那個時代無數感嘆酗酒日益嚴重、妓女或男女淫亂日益敗德之人，有些誇大其詞。不過，1840年左右，在英國、愛爾蘭和德意志，有計劃的戒酒宣傳突然大增，有中產階級的，也有工人階級的，這種情形顯示，對世風日下的擔憂既非學究專屬，也不限於任何單一階級。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暫，但在該世紀的其余時間，不管是開明的雇主還是勞工運動，對烈酒的厭惡仍然是共同的。[2]

但是，悲嘆新興城市和工業區貧民世風日下的同時代人，當然並不是在誇大其詞。而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況更加惡劣。城鎮和工業區在沒有計劃和監管的情況下迅速發展，一些最起碼的城市生活服務設施，例如，街道的清掃、飲用水供應、衛生，更別提工人階級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6] 這種城市狀況惡化的最明顯後果，便是傳染性疾病再度出現（主要是水源性傳染病）、廣泛流行，特別是霍亂。霍亂從1831年起再度征服歐洲，並在1832年橫掃從馬賽到聖彼得堡的歐洲大陸，後來還曾再度爆發。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傷寒並未被當作什麽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7] 此後，斑疹傷寒的發病率不斷增加。至19世紀30年代，該城有兩種主要流行病（斑疹傷寒和霍亂），19世紀40年代則有三種（斑疹傷寒、霍亂和回歸熱），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還有兩種，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視城市衛生的情況改善為止。忽視城市衛生的可怕後果，又因為中產階級和統治階級未曾親身感受，而更顯嚴重。本書所論時期的城市發展，以飛快的速度將不同階級隔離開來，新興的勞動貧民，被推入政府、商業中心以及新辟的資產階級專門住宅區之外，溺陷於黑暗的苦難深淵。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歐洲各大城市，幾乎被普遍地劃分為“豪華”的西區和“貧窮”的東區。[3] 除了勞工自己主動興辦的設施外，在這些新興的勞工聚居區裏，除了酒館，或許還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沒有公共設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後，當新的流行疾病從貧民窟蔓延出來，開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貧民窟中長大的絕望群眾，以社會革命嚇壞了當權者的時候，有計劃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開始進行。

酗酒還不是世風日下的唯一象征，殺嬰、賣淫、自殺和精神錯亂等社會現象，都與這場社會和經濟的大災難有關。這項發現主要得感謝當時的科學家對我們今日稱為社會醫學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4] 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經常是無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暴力犯罪表明了個人對威脅著要吞噬馴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泄。盛行於此時的天啟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參見第十二章），也處處表明：對毀滅人類的社會大震動，人們表現出類似的無能為力。例如，霍亂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馬賽以及信奉新教的威爾士，都同樣造成了宗教復興。

在社會行為的各種扭曲形式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與“自助”有關。這些形式都是逃脫貧民勞工命運的企圖，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記貧困和羞辱的企圖。那些相信來世的人、酒鬼、小偷小摸、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業主，都對其集體狀況視而不見，並且（小業主除外）都對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漠不關心。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上，這種群眾性的冷漠態度所起的作用，比人們經常認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種情況絕非偶然：技術最不熟練、受教育最少、最無組織性，因而也最沒希望的貧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政治態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魯士哈勒（Halle）城的選舉中，有81%的獨立手工業師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練建築工人參加投票，而在工廠和鐵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當中，只有46%的人參加投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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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失敗之外的另一選擇就是暴動。當勞動貧民，特別是已成為貧民核心的工業無產階級面臨這種局面的時候，暴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紀上半葉出現了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實際上不僅是群眾性的社會革命騷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