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族主義（第3/6頁）

當然，大多數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仍是未受過教育的。的確，除日耳曼人、荷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瑞士人和美國公民外，沒有一個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幾個民族可說幾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們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識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時候招募到奧地利軍隊中的達爾馬提亞人，也只有1%能夠讀寫），或者像只有2%識字率（1840年）的俄國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島戰爭後，似乎總共僅有8 000名兒童在校），以及除倫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紀40年代，甚至英國、法國和比利時，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8] 文盲絕非政治意識的障礙，但事實上沒有證據指出，除了已受雙元革命改變的國家——法國、英國、美國以及（政治和經濟上依附於英國的）愛爾蘭，那種近代式的民族主義已形成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

把民族主義等同於識字階層，以俄國大眾為例，並不是說，當他們碰到非俄國的人或事物時，不會產生“俄國人”的自覺。然而，對一般群眾而言，民族性的檢驗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為天主教徒來確定的，俄國人則依據是否是東正教徒。然而，與外國文化直接接觸的情形雖日漸增多，但仍屬罕見，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對廣大群眾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們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書寫語言，而且說著彼此幾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意志，愛國主義神話也極端誇大了反拿破侖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意志西部，尤其是法國自由征召的戰士中，法國仍極受歡迎。[9] 隸屬於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許表現出對碰巧也是德意志的敵人法國人的不滿，但這其中幾乎不帶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說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任何願望。此外，民族主義是以中產階級和鄉紳為主幹的事實，就足以使窮人們秉持懷疑立場（像南意大利燒炭黨中比較先進的分子和其他密謀派所表現的那樣）。波蘭激進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試圖動員農民，甚至到了提出進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們還是幾乎徹底失敗。即使這些革命派實際上宣布廢除農奴制度，加利西亞的農民在1846年還是會反對波蘭革命者，他們更願意屠殺鄉紳並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遠離家園，也許是19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現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傳統主義。直到19世紀20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地區都幾乎沒有什麽移民或外遷者，除非是在軍隊和饑餓的強制下，或在傳統上經常遷移的社會中，例如在北方從事季節性建築工作的法國中部農民，或者德意志的流動手工業者。遠離家園還意味著一種思鄉病，但不是即將成為19世紀特殊心理病的那種溫和形式的思鄉病（反映在無數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醫生們在臨床上最早用來描述旅居國外的舊式瑞士雇傭軍，那種強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國大革命戰爭的征兵中，便可發現這種疾病，特別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遙遠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強大，它可以使一個愛沙尼亞女仆離開她那位極其仁慈的薩克森庫吉爾根（Kügelgen）雇主，盡管在薩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鄉卻將淪為農奴。遷居和移居國外（其中移居美國的數據最方便查找）的人數，在19世紀20年代以後顯著增加，雖然直到19世紀40年代才達到很大的比例，那時有175萬人越過北大西洋（將近是19世紀30年代數字的3倍）。即使如此，英國之外唯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都遣送子孫到東歐和美國做定居農民，到歐洲大陸做流動手工業者，並到各國充任雇傭兵。

實際上我們可以說，1848年真正以群眾為基礎且具有嚴密組織形式的西方民族運動，只有一次，而且即使這次，也因為與教會這個強大的傳統支撐者保持一致的態度，而獲致巨大好處。那就是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1785—1847）領導下的愛爾蘭取消聯合運動。（譯者注：19世紀初，愛爾蘭反對與英國組成聯合王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奧康奈爾是農民出身、嗓音洪亮的律師鼓動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唯一的一位）普受歡迎的奇裏斯瑪型領導人，他帶動了當時猶屬落後群眾的政治意識覺醒。［1848年前，唯一可與奧康奈爾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愛爾蘭人奧康納（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為英國憲章運動的象征；或許還有匈牙利的科蘇斯。科蘇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獲得某些群眾聲望，雖然在19世紀40年代，其威望實際上是因身為鄉紳擁護者而獲致的，由於他後來被歷史學家奉為聖人，因此很難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經歷。］奧康奈爾的天主教聯合會（Catholic Association），在爭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爭中，贏得了群眾支持和教士們的信任（這點未獲完全證實）。這個聯合會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與新教徒鄉紳和英裔愛爾蘭鄉紳發生關系。它是農民和那個貧困大島上的愛爾蘭下層中產階級的運動。被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暴動浪潮推上領導地位的“解放者”，是貫穿愛爾蘭政治史上那個令人震驚的世紀的首要推動力。這個力量在秘密恐怖會社中被組織起來，而這些會社本身，則有助於打破愛爾蘭的地方主義。然而，奧康奈爾的目標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獨立，而是通過與英國輝格黨達成協議或談判，來實現溫和中產階級的愛爾蘭自治。事實上，他並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農民革命家，而是溫和中產階級的自治主義者。的確，後來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對他提出的主要批評（很像更為激進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批評在其國家歷史上占有類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來能夠發動整個愛爾蘭起來反對英國人，但他卻有意地拒絕。不過，盡管如此，這並不能改變下列事實，亦即他所領導的運動，的確得到廣大愛爾蘭民眾的真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