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第2/10頁）

然而，如果說當時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來得小，那麽，交通的極端困難和不穩定性卻使當時的世界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並不想誇大這些困難，按照中世紀或16世紀的標準來看，18世紀晚期是一個交通工具眾多且快速的時代，即使在鐵路革命以前，道路、馬車和郵政服務也已大有改善。從18世紀60年代到該世紀末，由倫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時間，已從10—12天縮短到62小時。18世紀下半葉建立的郵車或驛車系統，在拿破侖戰爭末期到鐵路鋪設這段時期內大為擴展，它不僅加快了速度—1833年，從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郵件遞送只需36小時——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務。然而，陸路的旅客運輸量依然很小。陸上的貨物運輸不僅速度慢，而且費用昂貴，令人生畏。對那些經營官方事業或從事商務的人而言，相互往來是絕對無法斷絕的，據統計，在與拿破侖開戰之初，計有2 000萬封信件經過英國郵差之手（到本書所論時期尾聲，信件數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信件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他們不能識文斷字，而且，出門旅行——或許除了往返於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異乎尋常的事。倘若他們或他們的貨物要走陸路，那麽，他們絕大多數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緩慢的二輪貨運馬車，這種方式甚至在19世紀早期還運輸了5/6的法國貨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裏。送急件的人長途跋涉，行色匆匆；馬車夫趕著郵政馬車，捎帶著十來個過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顛簸，每個乘客都顛得散了骨架；貴族的私人馬車在路上飛馳。但對於那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牽著馬匹、騾子步行的車夫，仍主宰著陸上運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變幻莫測的天氣幹擾）。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間，從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裏返往時間分別用了四天和三天。這位才子對於旅途花費的時間之短感到驚訝，他用這幾天時間舒舒服服地完成了與陸上路途一樣的旅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從實際意義上看，從倫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諾福克郡布雷克蘭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Seville），要比從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出發更容易。從巴西的巴伊亞（Bahia）去漢堡（Hamburg），要比從東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走內地更方便。水路運輸的主要缺點就是間歇太長，即使到1820年，從倫敦發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周才兩次，發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於發往北美的郵件，則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頓、紐約與巴黎的聯系肯定要比喀爾巴阡山的瑪拉馬羅斯郡（Maramaros）與布達佩斯之間的聯系密切得多。正因為通過遠洋運輸運送大量的貨物和人員比較容易，所以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系，要比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更方便。比如說，從愛爾蘭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時間（1769—1774年）運送4.4萬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時間運送5 000人到蘇格蘭的鄧迪（Dundee）還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獄（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內已在馬德裏家喻戶曉，而在皮隆尼（Peronne）這個距首都只有133公裏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獄陷落的第28天，才獲悉來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對於當時的大多數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廣袤無邊。除非被某種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軍隊征募所抓走，大多數人是生於斯、長於斯，並且通常就是在他們所出生的教區裏度過一生。法國當時共有90個省，遲至1861年，在其中的70個省中，9/10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是政府代理人和傳言談到的事，沒有報紙，即使在1814年，法國雜志的正常發行量也只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層階級以外，幾乎無人能識字斷文。流動人口，包括商人、小販、短工、工匠、流動手工業者、季節性雇工，還包括四處行乞的托缽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強盜和市集上的老鄉這類範圍廣泛、行蹤飄忽不定的龐雜人群，這些人負責把小道消息傳給大家。當然，戰爭期間散落於民間或者在和平時期駐防民間的士兵也負責傳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過政府或教會這類官方渠道傳給大家。不過，即使是這種遍布於全國的政府組織或者基督教組織的地方人員，他們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說，他們定居於一處，終身為他們的同類提供服務。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區，由中央政府任命，並被派往接任地方職位的官吏，此時才剛剛出現。在國家所有的基層官員中，或許只有部隊的軍官才有指望經常遷徙，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這些人只有在他所轄地區內，從各種各樣的美酒、女人和戰馬中求得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