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礪波護[1]

本書以1995年5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五歲的宮崎市定在五十歲時作為巖波新書之一問世的評傳《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巖波書店，1950年3月）為主體，其後附載了他在七年後所寫的論文《〈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其史料價值》（《東洋史研究》第15卷第4號的特輯《雍正時代史研究》，1957年3月）。本書同時收錄於《宮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本、別卷一（巖波書店）的第一版中的第14卷《雍正帝》。本次，選入中公文庫的是以全集本作為底本的。

關於雍正帝與《雍正朱批諭旨》，在之前已經選入中公文庫的宮崎的《中國政治論集》中（第299～361頁），對雍正帝《禦制朋黨論》與李衛《探聽日本動靜折》已經有過解說。現將由宮崎執筆但未署名的，作為了解本書主人公雍正帝的大概輪廓最合適的文章——《東洋史辭典》（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京創元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條目摘錄於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十三年），從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其年號，廟號世宗，諱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繼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統治期後，在與眾兄弟的競爭中即位，改變康熙時代的寬大政治，希圖肅清綱紀。除去年羹堯、隆科多等舊臣，施行獨裁政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為總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親王胤祥、張廷玉等，尤其是設立軍機處以求敏捷應對政務，使內閣制度成為空殼。關心地方民生，令督、撫、布、按、提督、總兵等以個人名義任意呈遞作為親啟信的奏折，他通讀奏折寫下朱批並發還，在訓誡臣子的同時也識別、選拔人才。《雍正朱批諭旨》由相關的往來文書編纂而成，因此是詳細地展現了清代社會一個縮影的史料。平定青海、西藏叛亂，但經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來實現。該皇帝的統治時間比較短暫，但可以說正是這個時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礎。

若問作為滿洲民族王朝的清朝皇帝中哪一位會被選為評傳的對象的話，應當是在位六十年以上、被譽為盛世的第四代皇帝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或第六代皇帝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中的一位。但是，宮崎為何關注一般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名氣的第五代皇帝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並為其作傳，我們可以從全集第14卷《雍正帝》卷末的自跋中找尋答案。

宮崎對清朝史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他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入學以後參加矢野仁一教授的課程的三年時間。在矢野以清朝史、清朝與西歐諸國的國際關系史為主題的課程和研討組中，宮崎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宮崎曾反復在《向中國學習》所收的《矢野博士的追憶》、《矢野博士的東洋史學》，以及矢野的《鴉片戰爭與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圓明園》（均為中公文庫）兩本著作中宮崎所作的解說等文中提及。但是，在畢業論文題目選擇《南宋末的宰相賈似道》之後，宮崎首先專注於宋代史研究，最終寫出了一篇篇在古代史方面功力深厚的論文，卻沒有精力精讀與清朝相關的史料。

在成為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副教授後，將近四十歲的宮崎作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被允許去法國考察學習兩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0日他從神戶港坐船前往法國，就在快要到達香港之時，傳來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達巴黎後，宮崎進入亞洲語言學校，作為旁聽生學習阿拉伯語。1937年9月，他開始了在西亞各地兩個半月的遊歷。其間的經歷在出色的旅行記《西亞遊記》（中公文庫）中記載得十分詳盡。

到達巴黎後不久，宮崎的願望實現了，美國和中國被文部省追加為允許暫住的國家。但是由於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中日戰爭爆發，宮崎不得不放棄到中國進行考察研究的計劃。在法國的生活平靜安穩，1938年，他延長了在當地的居留時間，橫穿大西洋經由美國，於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時隔兩年半後回到祖國。僅僅兩周後的9月1日，以內閣直屬的國策機關的近衛文麿首相為總負責人的東亞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進行研究工作，這最終將宮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宮崎接受東亞研究所為期兩年的委托，以為“清朝官制與官吏選拔制度”為題進行研究，下一個委托研究是作為“異民族的中國統治策略”的一環的“清朝的中國統治策略”。作為成果，其著作《科舉》以及論文《清朝國語問題的一方面》是他在戰爭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為遺作的精神準備下完成的，兩者都在戰敗後才公開發表。《科舉》現在改題目為《科舉史》，被收入平凡社的東洋文庫。1936年寫成的《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中公新書，即後來的中公文庫）是另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