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本書由一篇1966年夏季發表在《時尚先生》上的一篇有關克利夫頓·丹尼爾的文章發展而來。撰寫那篇文章的構思來自《時尚先生》的編輯哈羅德·海耶斯。完成這篇文章之後，盡管我已經為《紐約時報》從事了十年記者工作，我第一次開始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待這家報紙，去感受丹尼爾與在這個等級制度當中其他人的關系。漸漸地我就開始意識到，一個有關《紐約時報》的故事，無疑會像《時報》所報道的任何新聞一樣有根有據且充滿戲劇性。

於是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撰寫，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內，我采訪了幾百名時報員工和前員工。一些采訪內容“不宜公開”，但是很少有人會拒絕見我，報紙的管理層和擁有者——蘇茲貝格家族——也接受了我的采訪。

盡管本書出版前沒有接受《紐約時報》的認可或編輯，但我卻得到了許多編輯和職員的許可，使用他們的個人档案，引用他們的信件和備忘錄。從阿道夫·奧克斯的後代那裏我借來了家族的相冊、歷史資料和私下發表的回憶錄，它們顯示了奧克斯家族的哲學。被《紐約時報》委托寫作的權威的書籍——埃爾默·戴維斯1921年的書，邁耶·伯格1951年的書，就這家報紙的歷史而言，都非常有價值。但要對奧克斯家族獲得更生動的感覺，也許應到1963年由朱利安·梅斯納公司發行的多麗絲·費伯的書《從印刷學徒到社長》（Printer's Devil to Publisher）中尋找。但對我來說，對阿道夫·奧克斯本人最有趣的見解應到《紐約時報》的一個叫作加雷特·加勒特的記者的私人文件中去尋找。在20世紀初加勒特就認識了奧克斯，並且寫了一種關於奧克斯和編輯們的日記。

加勒特1954年在70歲時去世，他擁有一個農莊，在離新澤西州大洋城的海島勝地很近的一個河邊，他是在那裏出生長大的。我記得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時，就見過加勒特經常到我父親的商店中來。他是一個傑出的紳士，總是戴著一頂深藍色的帽子，穿深色的套裝，有長長的松垂的白頭發。他有時坐幾個小時同我父親談論世界形勢或關於《紐約時報》的往事，這個話題吸引了我父親。我父親是這個城鎮裏三位讀《紐約時報》的人之一，他每天早晨通過郵件收到兩天前的《紐約時報》。

在我開始為《紐約時報》工作後，我父親不止一次地問起那裏是否還提起加勒特的名字。我不得不告訴他沒有，從來沒有。我懷疑加勒特作為一個記者和故事大王在我家裏受到的高度評價是否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被感覺到。後來在我開始寫《紐約時報》的書時，我從采訪中和閱讀我當時所有的東西中不能充分理解奧克斯的風格和性格，我看到了一本由理查德·C.科恩尤勒寫的《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科恩尤勒是紐約的一位作家和經營顧問，曾是加勒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正是通過理查德·科恩尤勒，我能夠閱讀加勒特的日記了，並且獲益匪淺。

另一個有價值的消息來源是《紐約時報》人關於他們為報社執行任務時的經驗的論述——如湯姆·威克對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被刺殺的那一天的回憶，麥坎德利什·菲利普對他采訪的一個猶太裔三K黨人的描述——這個人在《紐約時報》菲利普的文章發表後自殺了。這些和其他幾個私人報道的例子，刊登在《時報閑談》上，這是由拉什·阿德勒編輯的該報的優秀內刊。

然而，本書的材料絕大多數都來自我對《紐約時報》相關人士的親自采訪，或來自我在新聞編輯部工作多年的觀察（我1953年起在那裏當送稿生），或來自我和其他記者聚集在一起聽《紐約時報》的老人回憶過去的事，或來自《紐約時報》人士對我的提問所做的長長的答復信，因為我曾詢問過作為報社傳說一部分的某些軼事或事件。報人寫的信件很漂亮，通常都充滿了有趣的細節，還有鮮明的觀點，不僅顯示了他們就某些形勢所看到的和聽到的東西，而且還顯示他們切身感覺和思考的東西。後兩者對我想寫的書而言，在我看來是特別重要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過渡性機構中人的歷史，一部想更多地談報道新聞的人而不是他們報道的新聞的書，一篇關於《紐約時報》幾代人及其內幕的實際報道，關於內部的場面、沖突和調節的實際報道。所有這些都是任何持久的機構的生命力和成長的一部分。

在形成這種報道的過程中，我請我采訪的那些人不僅要描述他們看到的或他們在其中起作用的狀況——如在第20章報道的事件——而且還要給我談談他們自己的情感反應，他們感覺到和想些什麽。我之所以能像我經常做的那樣在這本書裏寫20世紀60年代《紐約時報》內部發生的緊張事件時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覺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紐約時報》這些人的合作，他們談到自己時是直率和誠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