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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的一天，當阿貝·羅森塔爾剛開始讀《紐約時報》時，他並沒有注意到有這麽一條新聞：在30版，用小五號字印在紐約城市學院的獲獎學生名單上。它是這樣寫的：

布雷特獎給予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的學生——傑克·巴恩斯。

對那些只要讀過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的人來說，這裏所說的兩個名字是書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個愛她的性無能者傑克·巴恩斯。他們居然出現在《紐約時報》上了！

羅森塔爾的那些下班前編輯和檢查這篇報道的編輯人員，顯然也忽視了這條新聞，如果羅森塔爾不是剛剛接到《新聞周刊》一個工作人員的電話問這篇報道，認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會注意它的，但羅森塔爾看不出其中有什麽幽默。事實上，他十分生氣，略感寬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報道，一個五欄標題寫道：“校長戈欣告訴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訪紐約城市學院報道並匯集獲獎名單的《紐約時報》記者，是故意犯這種把虛假消息塞進《紐約時報》的話，羅森塔爾想，那麽就沒有什麽辦法了，只能開除他。許多年前，A.J.利布林在《紐約時報》體育部當文字編輯時，做了與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沒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號字的總分表上列出籃球賽裁判的正確名字——讓記者記住裁判的名字總是有困難的，而僅僅是在填寫名字的地方寫上個意大利的詞ignoto，“未知”。有時“未知”先生被列在《紐約時報》上的次數太多了，因為一個夜晚每個城市都有兩個或三個甚至四個籃球賽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這個“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麽一會兒跑到這兒，一會兒跑到那兒。當這種玩笑被人知道後，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紐約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這次紐約城市學院事件的困難在於，那個也許犯錯誤的通訊員——羅森塔爾還沒有這樣說他——克萊德·哈伯曼，是羅森塔爾最喜歡的通訊員，一個21歲的年輕人，他讓羅森塔爾想起了自己的過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幹勁，就像羅森塔爾20年前在城市學院為《紐約時報》當通訊員一樣，哈伯曼很快證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報道然後把它漂亮地寫出來的能力。在擔任學院通訊員的八個月裏，克萊德·哈伯曼寫了60多篇，對於一個活動範圍僅限於一個校園的記者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關於學院學費的文章裏出過錯，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對新聞事業很有獻身精神。他給羅森塔爾留下了深刻印象，羅森塔爾把他列為可以正式進入《紐約時報》記者隊伍的一個優秀候選人。

羅森塔爾但願這個“布雷特獎”不是哈伯曼放進來的。如果是，羅森塔爾就沒有辦法支持一個年輕人了，就像兩年前羅森塔爾支持一個叫作朱尼厄斯·格裏芬的黑人一樣。格裏芬曾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篇頭版報道，講的是哈萊姆的一個盟血兄弟幫的生活。這一幫好戰分子進行空手道訓練，如果哈萊姆的狀況沒有很快有所改進的話，他們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頓了。這篇關於盟血兄弟幫的報道很快被其他報紙挑選出來，在一些人群中引進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別的地方包括哈萊姆地方的氣憤。在哈萊姆，這篇報道被指責為危言聳聽，甚至是一個十足的騙局。羅森塔爾曾檢查過這篇報道，表示他的記者沒有寫虛構的東西，但其他報紙和期刊仍然懷疑和批評《紐約時報》——當他們認為《紐約時報》踐踏了自己的謹慎傳統時，他們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他們沒有發現有盟血兄弟幫這樣的組織，甚至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裏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說，當沒有經驗的記者進行這麽大範圍的采訪時，當紐約城市記者感覺到每一天都要在報紙上有上乘表現的壓力時，這種事情是肯定會發生的。有些記者開始把這篇關於盟血兄弟幫的報道叫作羅森塔爾的豬灣。

羅森塔爾給克萊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裏打電話時，哈伯曼還沒有起床。15分鐘前哈伯曼剛剛接了城市學院宣傳部的一個電話，說已經收到了關於“布雷特獎”的詢問電話。正是此時，僅僅是此時，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這個幽默的獎勵了。他曾打算，或者說他也許打算，把這個長名單送給編輯之前，把自己搞的這個玩笑從名單上清除掉。他記得他當時在新聞編輯部裏非常厭煩和無聊，在打字機前用了幾個小時錄入這個沒完沒了的獲獎名單，這個名單兩天後要提交給學院的畢業典禮——幾百個名字和獎勵。他想，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它是浪費版面，是對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頭疼。他能理解《紐約時報》作為一個記錄的報紙，會把版面用於國會的名單，或者會印長長的講話稿……但用紐約城市學院獲獎學生的名字來填充三欄版面，在他看來是絕對愚蠢的。他錄入得越多，就越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