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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塔爾坐在新聞編輯部裏他的大桌子後面，不時地從他閱讀的報道上擡起頭，看看房間裏遠處的幾排桌子，記者們在打字，談話，有時以一種他認為是敵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們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這種可能性他就感到惱怒和悲哀，他們肯定非常仇視我。

這是1965年冬天。A.M.羅森塔爾已經在1963年夏天放棄了他作為駐外記者的生活，接管了紐約本地報道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許多變化，這無疑改善了報紙，但他也在報社傷害了《紐約時報》許多老人。他個人是喜歡這些人的，而且20年前當他在這個房間裏還是初出茅廬的記者時，他們待他很好。羅森塔爾認為，60年代的變化是必要的，論資排輩的體制已經過時了，文筆簡練的年輕記者應該比寫得不好的老記者吃香，《紐約時報》不能再僅僅因為是“記錄的報紙”就允許發表冗長而無聊的市政官方的新聞，重點正在轉向更尖銳地寫作，更迅速地閱讀，以更少的版面說更多的話，為讀者節省時間，為管理者省錢。《紐約時報》需要采訪所有重要的新聞，但不是以長期以來所容忍的不動感情的方式。對《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轉變，他們曾是在過去的更悠閑的速度下受訓練的，那時報紙為地方報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兩倍，但經營經濟學要求更嚴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幾年前就承認，紐約城市組已經被傳統所限制。伯恩斯坦認為，它是帕金森定律[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義現象的一種別稱，具體內容是指只要還有時間，工作就會不斷被擴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時間。]的積習頑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認為，它是一頭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規。

所以，羅森塔爾來到紐約，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成了有名氣的編輯。在這個城市的醫院裏，他童年時作為受救濟的病人曾親身體驗過它們的不良醫療，現在這些醫院受到了《紐約時報》前所未有的認真檢查。羅森塔爾指導一個叫作馬丁·托爾欽的年輕記者去考察醫院生活，描述陳舊的條件，給貧窮病人的低劣待遇，醫療經營管理普遍不善。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調查和一些改革，也給托爾欽和《紐約時報》帶來了新聞界的榮譽。羅森塔爾委派其他記者深刻地描寫了紐約的公立學校體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學校留給黑人，以及“公園大道自由派”和“皇後區種族主義者”這些新的委婉說法。他還派《紐約時報》的人去看看少數族裔的社區，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鄰居，描述一下氣氛，聽一聽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幾年，這個城市已經有了徹底的變化。羅森塔爾現在把紐約看作一個外國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紐約其他人熟視無睹的景象和聲音的刺激。在羅森塔爾看來，這個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戀比他在紐約工作的最後日子更明顯。他據此寫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這篇文章按《紐約時報》的老標準而言是相當革命性的。羅森塔爾還派記者去寫紐約越來越多的種族間通婚，日益富裕的莊家和高利貸者，最後去寫寫一個年輕女人的驚人案子——這個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著求助，卻在鄰裏的麻木不仁中被殺害了，當時有38個人聽到了她的喊聲，卻無動於衷。這篇報道在全國得到了轉載和評論，導致羅森塔爾更徹底地開拓關於城市裏的冷漠、紐約人的態度的主題——紐約人出於害怕肉體上或法律上卷入他們目擊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裝沒有看見。羅森塔爾在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上就這一主題寫了一篇雜志文章，後來把它擴展成一本小書，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專門寫那些反映這一事件的報道——一種普遍的公眾冷漠中偶爾地點綴著一個“介入進來的”有勇氣的公民——這幾乎成了羅森塔爾個人的運動。他發表的新聞報道沒有社論的腔調，但它們在《紐約時報》上經常出現卻表達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為突出表現的是，對紐約的新聞采訪正在羅森塔爾手下發生變化。

羅森塔爾想觸動紐約的神經。他想要他的記者抓住表面背後的東西，揭示這個城市的復雜性和沖突。他想要這些報道準確而完整，而且有趣。《紐約時報》的有些老人對讓位給更有熱情和想象力的年輕人感到憤憤不平，到處散布說，新的政策是要“偽造”報道，過分誇大事件。羅森塔爾委派報道“計劃”，也許需要進行三四天的研究，並對記者組織事實並把它們概括起來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於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駁說，這樣報紙就成了“雜志”。